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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前夕，陈家村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这不是哪一届学院学员，也不是媒体记者，而是百村共建体系中最早独立运营的一批村代表。
他们没有统一服装，也没有手握公文包，而是背着文件袋、穿着沾了泥的棉大衣，从四面八方赶来。吴凡从马驿村骑摩托车走了两天，张玉英一早就从龙虎村坐绿皮火车出发，张浩从甘肃带着罐头样品，一路小跑进了陈家村祠堂的大门。
陈鹏飞一一接了他们，像迎亲戚一样，不说欢迎，只说一句：“你们能来，说明这套路子真的不是靠喊出来的。”
这场不对外、不公开、也没有媒体参与的闭门会议，被称为“陈家村百村共建·节点自治联盟发起会”。
会议的目标很简单——陈家村准备正式从“制度输出中心”退场，转而构建一个多节点互联、平台协调、自治分责的乡村治理协作网络。
“过去三年，是我们教你们；未来三年，是你们教彼此。”陈鹏飞在会议开场白中说，“我们不能永远站在台上——这不是为了谦虚，而是为了制度本身能站得稳。”
张浩第一个发言：“我们合作社今年第一次分账，村民说，账单比政府贴的公示还清楚。我心里踏实了一点。”
他顿了顿，又笑：“但我们还是遇到问题。有一户人家半年前退出了共田项目，结果年末要分红时又想回来——我们有没有资格拒绝他？”
吴凡接着说：“我们村就出现这种情况。我的做法是，订一个冷却期：退出后两年内再加入，不能享受头两年红利，只能算新人。”
张玉英皱眉：“那会不会引发争议？我们那边老年人很看重‘情分’。”
“所以我们设了‘情分缓冲条款’。”她打开随身的资料夹，抽出一张制度单页，“比如说——退出户如果是因病、因灾，原小组全票同意可提前接纳；如果是无理由退出，必须走两轮议会协商流程。”
她讲得娓娓道来，甚至带着些骄傲。
陈鹏飞听得认真，一边记录，一边点头。
在他眼里，这些村已经不是“学徒”，而是真正的“制度合伙人”。
他们不再只会复制，而是能围绕共识重构规则，围绕问题自定方案。
他们从“制度学习者”变成了“制度生产者”。
会议进行了整整一天。
没有桌牌，只有每人一张白板纸，用笔写下各自村的制度核心：共田、共议、共分、共责、共评——其中有的五项全有，有的删繁就简，结合地形、人口、认知程度、经济状况，灵活调节。
陈鹏飞在会议结束时宣布：
“自今日起，陈家村不再保留‘制度中心’地位，转为‘维护型平台节点’。我们不再承担仲裁、命名、发布之责，只保留平台工具开发与培训资源共享功能。”
“各村将设立区域节点，以5-7个村为一组，组内轮流主持共议会，形成横向治理机制。”
张浩笑了：“也就是说，以后谁组织得好，谁就是这片的临时‘话事人’？”
“对。”陈鹏飞点头，“不是谁永久领导谁，而是谁提出议题，谁就负责推动。”
“陈家村的责任，从‘管你’变成‘不拖你’。”
吴凡眼睛一亮：“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第一条平台调整建议？”
“你说。”
“我们希望共建平台定期发布‘制度失败案例’，匿名整理失败经验，不要总展示‘成功模板’。”
这话一出，全场一片沉默。
很快，张玉英也附议：“我们村第一版制度就搞砸过两次。第一次，是强行推广绩效分账，结果引发村民质疑；第二次，是我们没评估清楚劳动力储备，搞了个‘全员轮岗制度’，三天就崩。”
“这类错，最值得写下来。”
陈鹏飞慢慢露出笑意：“你们不再怕写失败了，这说明你们真的成熟了。”
“成功可以借鉴，失败才能避免。平台就从今天起，设立‘制度返修台账’。”
这项建议立刻获得表决通过，成为“百村共建协作体”通过的第一项“逆向制度输出议案”。
会议结束后，夜幕已经降临，祠堂门口挂着的那块旧木牌被轻轻摘下——原本写着“制度复制中心”。
林璐璐把它擦干净，重新写上几个字：
“协作联席群·轮值节点制”
陈鹏飞看着那牌子，一言未发。他知道，这一刻，是制度真正走出陈家村的那一刻。
他们不再是一个“以经验为中心的星型结构”，而是转化为“多点自治、互联共识”的蜂窝型网络。
制度的生命力，从中央主导，进入了村际共治的新阶段。
蜂窝型网络一成立，整个共建体系的运行节奏随之发生了微妙变化。
原本每季度一次的学院集训被取消，代之以由各轮值节点村主导的“区域事务共议会”，形式灵活，时间自定。有人在村祠堂召开，有人在共田地头摆个长桌就开会，有的干脆挪到夜里，借着村口灯杆下的微光围圈而坐。
这场转型，等于把“制度讨论”的舞台，从陈家村的一间课堂，放回了每一个村庄自身的土壤里。
起初，还有人不适应。
“陈家村都不主持了，我们开会算不算数？”
“没人把关，那不是各说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