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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证明了一件事：
中国广袤土地上的乡村，不缺智慧，不缺劳动，不缺责任感。
缺的，只是一套真能落地、能被信任、能教会别人的路径。
而陈家村，把这条路，用汗水、信任和规则，一点点铺了出来。
村口的那面旗帜，在秋风中微微晃动，旗面上的几个字熠熠生辉：
“蜜果共建·百村同行。”
这不是结束，而是序章。
下一页，属于那些还在山野里、田埂边，等待一点火、一次课、一次握手的人们。
属于更多村庄的名字，也终将一个一个，写在这条被无数脚步踏实的路上。
一周后，陈家村接到了来自国家乡村振兴局的调研函。
文件写得不温不火，开头一如既往地严谨：
“鉴于‘蜜果学院’乡村制度化复制模式在全国部分村庄中展现出良好适应性、生命力及扩展潜力，拟作为典型案例纳入‘基层治理现代化实验点’，请陈家村方面于十五日内提交系统化治理文本与三年滚动发展计划。”
收到这封信的那天傍晚，陈鹏飞站在祠堂门口，没有第一时间告诉别人。
他一个人，静静地在白板前写下两个字：“验收。”
这两个字，不是指别人的检查，而是他对陈家村三年走来的自我复盘。
从2022年第一批试产罐头，到2025年百村共建签署完成，他们干了整整三年，几乎每一个脚印都清晰可见，每一次失败也都刻骨铭心。
那晚，他召集了蜜果学院核心班底开了一个“闭门会”。
没有摄像头，没有笔记本，只有一支粉笔和祠堂墙上的大黑板。
“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他站在黑板前，“如果明天我们不教人了，不出罐头了，也不写制度了——你觉得，咱这一套还能活下来吗？”
屋里顿时安静。
芳兰最先开口：“我觉得能。村民已经习惯对账了，也习惯排班、交底、公开签名。这种‘习惯’，就是生命力。”
陈东也点头：“我去年换了一批新人，流程卡得紧，他们也能上手。不是靠个人盯，是靠机制推动。”
张浩说得更实在：“我回村那会儿天天想着怎么抄陈家村的表格，现在我们村也能出自己的流程卡了。我们照着做，不是因为佩服，是因为确实能解决问题。”
林璐璐抿了口水，说：“系统的自我运转能力已经启动了。我们不是在教人怎么‘复制你’，而是在教人怎么‘发现自己能建制度’。”
陈鹏飞听完，沉默了一会，然后把粉笔往黑板上轻轻一放：
“那我们就准备——写一次我们自己的‘治理说明书’。”
三天后，陈家村提交了总共18份文档资料，统一命名为：
《陈家村乡村治理实践体系全景档案》
包括：
1.《陈家村合作社分账机制说明》
2.《蜜果学院课程体系构成与教学日志》
3.《蜜果制度输出型村庄名单与成效跟踪报告》
4.《共田共议制度与问题处理实例》
5.《村庄制度运行自我纠偏机制与案例索引》
6.《从产品到系统：陈家村方法论的五阶段演化图谱》
……
每一份文档都不是“宣传材料”，而是真实的数据、争议、补救、失败乃至返工记录。
文件的最后一页，陈鹏飞亲笔写了一段话：
“我们不保证这套做法适合每一个村，但我们保证：这是我们真实走过的每一步。”
“我们不是在展示结果，我们是在交出方法。”
“如果这套方法有用，请它活下去；如果它不够好，请它也被诚实地修正。”
文件寄出后的第七天，一行来自国家乡村振兴局的官员抵达陈家村。
不是突击检查，而是全流程驻村体验式调研。
调研小组不住宾馆，直接住在村民腾出来的民宿；不吃招待饭，每天和合作社员工一起在食堂排队吃饭；不听汇报，而是要求“随机抽查”。
他们说：“你们如果真是用制度推动的，那就经得起现场看。”
于是，调研员第二天直接去了仓库，查封装记录、贴标签名、库存卡片。
“这个标签是谁贴的？”一位女调研员指着其中一箱问。
一名年轻女工立刻答：“王慧慧，我贴的。今天早上七点二十贴完的。”
“有责任记录吗？”
“有。”女工把记录板拿来，上面清楚写着：
日期、封装人、贴标人、监控员签字、问题备注一项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