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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三权分账制失败”;
有的是“代表协商制未形成稳定代表性”;
有的是“老人退出制度被遗忘”。
蜂窝平台接收后,没改,不评,也不删,只做一件事:
“制度公审回炉”。
由不同区域的三到五个制度节点村组成制度陪审团,交叉阅读失败文本,提出修复草案。
最后再回到原村,由群众票决是否采用。
这套机制,被社会学专家称为:
“中国村庄史上首次制度民主外溢与回流机制。”
也是蜂窝平台真正打破“只复制不反馈”的传统路径,第一次实现了制度的“全国级去中心重构”。
陈鹏飞那天看着系统后台,笑得前所未有的轻松。
他知道,这场从田野长出来的制度火,已经点着了整块土地。
没人能再熄灭。
而他,也终于能说一句:
“我们走出的,不是标准。”
“我们走出的,是——方法。”
九月的陈家村,夜晚已有些凉意。
祠堂外的那棵老槐树下,挂着一张刚晒干的制度草案,纸边微卷,墨迹未干,写的是:
“共治联合机制建议书草稿”
这是蜂窝平台与来自全国各省的108个试点村共同起草的文件,意在通过平台工具与制度基础,将蜂窝制度从“网络自治”走向“全国协同”。
陈鹏飞坐在祠堂门口,一边喝着热水,一边听林璐璐讲新一批制度图谱演化分析:
“现在平均每条制度有4.6个版本,平均争议节点3个,群众参与度最高的达到87%,最常参与人群——不是干部,也不是青壮年,而是村里45岁以上的中年妇女。”
她笑着说:“你敢信?最热衷写制度的,是这些原本连账本都不愿翻的‘主妇’。”
“她们说——‘这回是咱说了算,那咱就说到底。’”
陈鹏飞笑了,感慨万分:“好。”
“咱这制度,终于不是为了‘管’,是为了‘过’。”
“制度,不是高高挂起的准绳,是让一个人能有个好日子的方法。”
……
与此同时,北京也传来正式批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
“蜂窝村治机制被列入‘基层制度创新观察网络核心试点’,其制度轨迹数据将纳入中央制度模型库,供后续区域性改革设计参考。”
“同时,蜂窝平台被授权作为‘村级制度实验样本网络联合协调点’,拥有非行政性质但具公共制度建议权。”
简而言之——蜂窝制度,成了“非官方但有建议权的制度实验中心”。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制度不再只能由上而下生成,也可以由下而上传播。
意味着农民写的制度,也能进国家档案库。
意味着一个村、一个祠堂、一块墙,也能成为制度生产地。
而更让人震惊的,是紧接着的第二项国家动作:
教育部宣布,部分农业高校、公共治理学院将开设“蜂窝制度案例教学课程”。
中央党校与国家治理研究院,也已引入“蜂窝制度演化图谱”作为教材样本。
这意味着,蜂窝制度,进入了讲台。
进入了课本。
进入了思想。
……
十月初,蜂窝平台第一次全国大会在陈家村召开。
不是政府会议,也不是专家论坛,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群众大会”。
没有主席台,没有红绸布,只有一张张木桌,围在晒谷场上。
来自不同村的制度参与人轮流发言,有人带来失败的水利轮岗制度,有人分享老人议会机制的新版本,有人提出如何用制度构建“共育网络”,让留守儿童能在村内获得持续支持。
每一个声音都不完美,但每一个声音都真实。
“我们不怕说错,就怕没人听。”
“制度是活的,那我们就敢活着写。”
陈鹏飞最后一个上台,他没有讲长篇理论,也没有感谢谁。
他只是说了四句话:
“我们不是专家,但我们也能议事。”
“我们不是干部,但我们也能定规。”
“我们不是上级,但我们也能做主。”
“我们不是样板,我们是路。”
全场安静。
然后掌声雷动。
……
这场大会之后,蜂窝平台迎来了第500个节点村。
平台工具已升级至V7.0,新增“跨村议会共议模块”、“制度失败自提申报系统”、“反哺村制度孵化模板”。
陈家村,卸下了常任平台协调职务,正式成为“制度归档节点”,专职接收全国失败制度数据,开放全网复盘。
有人说,这不过是一场热潮,过几年就会冷了。
可陈鹏飞知道,那些一条条贴在祠堂门口、晒谷场边、砖墙灰缝上的制度草案,不是印出来的,也不是喊出来的,是“蹚出来”的。
蹚着泥、淌着水、披着骂、挨着吵,一个人一个人议出来、提出来、写出来的。
这不是潮。
这是一条河。
一条从一个村、一路流到一百个村、五百个村、无数村的河。
河水不喊口号,河水只管往前走。
……
最后一夜,陈鹏飞坐在祠堂门前。
风吹来,翻动墙上的一页旧制度稿纸。
他抬头望天,低声自语:
“我们不做样板。”
“我们就做那根最早被举起的火柴。”
“只要有人还愿意点,就不会灭。”
而远处,灯光点点,蜂窝图谱的节点,正一颗颗地亮起来。
那不是系统。
那是人心。
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那句——
“这规矩,是我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