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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康元年正月，曹丕继承魏王之位。六月，曹丕南征，甄氏留在邺城。黄初元年十月，曹丕称帝。称帝后，汉献帝进献两个女儿为曹丕妃嫔，郭皇后、李贵人、阴贵人都受到宠爱，甄氏则日益失意，私下有怨言。曹丕大怒，黄初二年六月，派使者赐死甄氏，将她葬在邺城。（《魏书》记载：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建立皇后宫室，曹丕下诏书迎接甄氏到他的住所，甄氏上表说：“我听说前代王朝的兴盛，之所以能享有长久国祚、福泽后世，无不是因为有贤德的后妃。因此必定要慎重挑选合适的人来主持后宫教化。如今陛下登基之初，确实应该选拔贤淑女子来统理六宫。我自认为愚笨浅陋，无法胜任管理后宫之事，再加上卧病在床，恳请陛下允许我坚守这个小小的心愿。”曹丕三次下诏书，甄氏三次推辞，言辞十分恳切。当时正值盛夏，曹丕想等秋凉后再迎她。不料甄氏病情突然加重，于夏六月丁卯日在邺城去世。曹丕悲痛叹息，下诏追赠她皇后玺绶。臣裴松之认为，按照《春秋》的原则，对于重大恶行要避讳，小恶行则不记载。曹丕不立甄氏为后并加以杀害，事实清楚。如果魏国史书认为这是大恶，就应该隐瞒不写；如果认为是小恶，就不应该编造借口，用虚假的文饰到这种地步，这与我从旧史中了解的情况不同。由此推论，书中所称卞、甄等后妃言行的善美之处，都难以用事实来衡量。陈寿将这些内容删去，确实是有原因的。）
魏明帝曹叡即位后，有关部门上奏请求为其生母甄氏追加谥号。明帝于是派遣司空王朗持符节，带着太牢祭品到甄氏陵墓前举行祭告仪式，并另外为她修建了寝庙。（《魏书》记载三公上奏称：“孝敬之道，在于厚待亲人，这是天下顺承教化、天地明察的根本。所谓活着时尽心奉养，去世后光耀其英灵，通过诵述彰显其美德，宣扬显扬其美名。如今陛下以圣明之德继承大业，至孝之心感通神明，虽遭逢诸多忧患，却始终保持谦让。先帝已经安葬于高陵，礼仪完备，而先后（指甄氏）尚未有显耀的谥号。臣等认为，先后生前恭让美德在细微处彰显，至善品行不言而明，教化遍行邦国，德行堪比《诗经·周南》《召南》中的贤妃，因此能承受神灵的嘉许，成为大魏世代的贤妃。虽早年离世，但万载之后，她的功绩仍将流芳百世，后世妃嫔无人能及。根据谥法，‘圣闻周达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意为光明至极，盛久而不衰减。因此，应尊谥为文昭皇后。”同月，三公再次上奏：“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别为其母姜嫄立庙祭祀。今文昭皇后对大魏万代子孙而言，圣德教化无量。以皇家世代贤妃之尊，生前克己谦让，固守恭德，如今神灵升天，却没有独立寝庙承接祭祀，这不足以报答她的显德，彰显陛下的孝心。依据古制，应依照周礼，为文昭皇后别立寝庙。”两奏均获明帝批准。）
太和元年（227年）三月，明帝将中山郡魏昌县安城乡的一千户百姓封给甄氏家族，追封甄皇后之父甄逸为敬侯，由其嫡孙甄像继承爵位。四月，开始营建宗庙时，从地下挖出一枚玉玺，一寸九分见方，上刻“天子羡思慈亲”。明帝见状，神情为之动容，于是用太牢之礼祭告宗庙。明帝曾梦见母亲甄氏，醒来后便按照舅舅家族的亲疏远近，分别给予任用和赏赐，累计达数万之多；任命甄像为虎贲中郎将。同月，甄皇后之母去世，明帝身着缌麻丧服亲自吊丧，文武百官陪列两旁。太和四年（230年）十一月，因甄皇后原陵墓地势低洼，明帝派甄像兼任太尉，持符节前往邺城，祭告后土之神。十二月，将甄皇后改葬于朝阳陵。甄像返回后，升任散骑常侍。青龙二年（234年）春，明帝追谥甄皇后之兄甄俨为安城乡穆侯。同年夏，东吴侵犯扬州，明帝任命甄像为伏波将军，持符节监督诸将东征。返回后，甄像又改任射声校尉。青龙三年（235年），甄像去世，明帝追赠其为卫将军，改封魏昌县，谥号贞侯，由其子甄畅继承爵位。明帝还封甄畅的弟弟甄温、甄韡、甄艳为列侯。青龙四年（236年），明帝将甄逸、甄俨原本的封爵都改为魏昌侯，谥号保持不变。封甄俨的妻子刘氏为东乡君，追封甄逸的妻子张氏为安喜君。
景初元年（237年）夏，有关部门议定皇家七庙的祭祀制度。同年冬，又上奏说：“帝王兴起，既有承受天命的君主，又有圣妃与神灵协应，而后才能昌盛其世，成就王业。从前高辛氏占卜得知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后来帝挚、陶唐、商、周相继兴起。周人尊崇后稷，将其配享皇天，追述王业起源，以姜嫄为本，特立宫庙，世代祭祀，这就是周礼中所说的‘奏夷则之乐，歌中吕之调，舞大濩之舞，以祭祀先妣’。诗人歌颂道：‘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这是说王化的根本，百姓的起源。又说：‘閟宫有侐，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诗、礼所称赞的姬姓宗族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气运承接有虞氏，而崇尚帝道，历经三世更加兴隆，庙祧的数量，实与周朝相同。如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自配享无穷的国祚，至于文昭皇后承受天命，诞育圣明君主，功绩惠及百姓，德泽充满宇宙，开启后世基业，实为道化兴起的根源。其寝庙单独祭祀，如同姜嫄的閟宫，但尚未确立永不毁废的制度，臣等担心论功报德的大义，万世之后可能缺失，这不足以彰显孝道昭示后世。文昭庙应当世代享受祭祀奏乐，与祖庙相同，永着不毁之典，以播扬圣善之风。”于是将此建议与七庙制度的议定一同刻写在金策上，收藏于金匮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