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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中，旭烈兀（Hülegü Khan，1217—1265）宛如一颗毁灭与创造并存的彗星，以雷霆之势荡平中东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地带，却又在波斯高原上建立起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伊利汗国。这位拖雷第六子的军事征服，终结了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千年统治，重塑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格局；而其推行的多元治理政策，则在废墟上培育出中世纪最具包容性的文明实验场。从波斯的巴扎到大都的宫廷，从底格里斯河的灌溉渠到马腊格的天文台，他的统治不仅是蒙古扩张的巅峰之作，更是理解13世纪文明碰撞的关键锁钥。
一、西征序幕：从哈拉和林到波斯高原的权力使命
蒙古帝国的战略布局
1251年，旭烈兀之兄蒙哥汗即位，为巩固蒙古西征成果，任命旭烈兀为第三次西征（1253—1260年）统帅，赋予其“根除异端、拓展疆土”的双重使命。此时的中东正处于分裂状态：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徒有虚名，波斯木剌夷国（Hashshashin）以暗杀术威慑诸侯，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与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相互攻伐，为蒙古入侵提供了绝佳契机。
军事集团的多元构成
旭烈兀的西征军堪称“十三世纪的联合国部队”：核心为5万蒙古骑兵，辅以5万汉地炮手（来自忽必烈麾下）、3万畏兀儿弓箭手，以及波斯向导与阿拉伯降军。其装备融合欧亚技术——蒙古复合弓、汉地回回炮（配重式 trebuchet）、波斯鳞甲，形成当时最具杀伤力的战争机器。1253年10月，大军从哈拉和林出发，经畏兀儿、河中地区，于1256年抵达波斯南部的木剌夷边境。
二、文明摧毁者：西征路上的血与火
木剌夷国的灭国之战
木剌夷国以阿拉穆特堡为核心，凭借山地要塞与恐怖暗杀统治波斯百年。旭烈兀采用“围点打援”策略：先切断要塞与外界联系，再以回回炮轰塌城墙，1256年攻陷阿拉穆特，屠杀全城军民，图书馆万卷藏书付之一炬。此役被波斯史学家志费尼称为“伊斯兰文明的第一次剧痛”，但其恐怖统治的终结，却让波斯平民“额手称庆”。
巴格达屠城：阿拔斯王朝的末日
1258年1月，旭烈兀大军包围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穆斯台绥姆拒绝投降。蒙古军队用20天时间攻破城墙，纵兵屠城十日，据《史集》记载，“底格里斯河因尸体堵塞而断流，哈里发被裹在地毯中踩死”。这场浩劫导致伊斯兰黄金时代的学术中心智慧宫（Bayt al-Hikma）被毁，百万册藏书沉入底格里斯河，阿拉伯哲学、医学、数学的千年积累险些中断。
叙利亚与埃及的短暂交锋
1260年，旭烈兀前锋怯的不花攻占大马士革，兵锋直抵加沙。然而蒙哥汗去世的消息传来，旭烈兀率主力东返争夺汗位，仅留2万军队驻守叙利亚。同年9月，马穆鲁克苏丹拜巴尔在艾因贾鲁特战役中击败蒙古军，终结了蒙古不可战胜的神话。这场战役被伊斯兰世界视为“安拉的奇迹”，却也标志着旭烈兀西征的实质性终结。
三、伊利汗国的缔造：从征服到治理的转型
汗国建立与权力合法化
1264年，忽必烈册封旭烈兀为“伊利汗”（意为“从属之汗”），其统治范围包括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首都定于大不里士。旭烈兀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身份维系权威，同时采用波斯萨珊王朝的“迪万”（Divan）官僚体系，设“维齐尔”（宰相）总理政务，形成“蒙古军事+波斯行政”的二元统治模式。
宗教宽容政策：多元文明的共生实验
旭烈兀本人信奉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其妻脱古思可敦为景教徒，却推行“各教平等”政策：
? 伊斯兰教：保留清真寺与伊斯兰教法，任命波斯学者为法官（qadi）；
? 佛教与道教：在大不里士修建佛寺，允许汉地僧人传教；
? 犹太教：保护犹太社区，允许在巴格达重建犹太会堂。
这种政策使伊利汗国成为“伊斯兰文明的诺亚方舟”，阿拉伯学者得以在相对宽容的环境中继续学术研究。
经济整合与基础设施建设
旭烈兀重修波斯御道，设立1200处驿站，使从大不里士到大都的行程缩短至三个月；疏浚底格里斯河灌溉系统，恢复古巴比伦时期的农田水利，使美索不达米亚的小麦产量恢复至阿拔斯王朝鼎盛期的70%；发行统一货币“旭烈兀第纳尔”，控制丝绸之路西段贸易，据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记载，大不里士的香料市场“汇聚了来自中国、印度、阿拉伯的珍品”。
四、文明交流的催化剂：东西方的双向馈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