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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皱起了眉头，显然觉得我这个问题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是在挑战权威。
那位老儒也捋着胡须，沉吟不语，似乎在思考如何回应我这个略显刁钻的问题。
就在这时，我没有等他回答，而是继续说道：“晚生不才，曾粗略涉猎算术，尝试对此进行过一些推演。”
说着，我取过身旁书童（石秀今日也扮作书童随我前来）准备好的沙盘和几颗石子，
“以梁州为例，假设其年贡丝帛百匹，距离洛阳按直线估算约三千里（实际道路更远）。若用当时最常见的牛车运输，考虑道路、天气、人吃马嚼、以及必然存在的损耗（如一成），则每匹丝帛运抵京师的成本，恐怕已远超其本身价值。若以人力背负，则更无可能。除非……”
我一边说，一边在沙盘上用石子简单地演示着距离、数量和损耗的关系，运用基础的运筹学思想进行估算（虽然我只能用最简单的加减乘除来表达）。
“除非，这‘贡’并非指实物全额上缴京师，而是一种……更具象征意义的、或是经过折算的税赋形式？
比如，地方将贡物变卖，或折合成更易运输的铜钱、粮食上缴？
或者，这‘贡’主要用于满足当地驻军或官员的需求，只需象征性地上缴一小部分至中央？
再或者，《禹贡》所载，并非严格的年度定额，而更像是一种理想化的、代表地方物产丰饶的描述？”
我的这番“以算学解经”的言论，如同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块巨石，瞬间激起了千层浪！
在场的名士大儒们，无不目瞪口呆！他们从未想过，神圣的儒家经典，竟然可以用如此“俗气”的、充满铜臭味的算术方法来进行解读和质疑！
“这……这简直是荒谬！”立刻有位脾气急躁的名士拍案而起，“《禹贡》乃圣人之言，岂能用你这商贾小吏的算盘珠子来衡量！”
“然也！此乃以术乱经！歪理邪说！”另一位老先生也吹胡子瞪眼地附和。
场面一度有些混乱。
但我并没有慌乱。
我平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质疑声稍歇，然后不卑不亢地说道：
“诸位先生息怒。晚生绝无亵渎经典之意。只是以为，圣人作经，固然蕴含微言大义，但也必然观照现实。
若经典记载与常理、与事理逻辑相悖之处过甚，晚辈以为，探究其原因，寻求更合理的解释，或许更能彰显经典的博大精深，而非固守旧说，以致疑窦丛生。”
我的话语虽然依旧大胆，但态度谦恭，逻辑清晰。而且，我提出的关于运输成本和损耗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丁允先生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我，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那位最初被我请教的老儒，此刻也陷入了沉思，似乎被我的话触动了什么。
最终，还是丁允先生出来打了个圆场：“呵呵，陆小友此论，虽不合常规，却也颇有新意，引人深思。算学虽为‘小道’，然世间万物运行，自有其数理规律。以数理印证经义，未必就全是歪理。此事可容后再议，今日清谈，不妨继续……”
丁先生的话语，算是为这场小小的风波定了性。虽然依旧有人对我怒目而视，但大多数人还是恢复了平静。
然而，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陆昭的名字，以及我那“以算学解经”的“奇谈怪论”，已经在洛阳的士人圈子里，彻底传开了。
有人视我为狂悖之徒，有人觉得我哗众取宠，但也有少数心思开阔之人（比如丁允先生，或许还有那位一直沉默不语、但眼神深邃的司徒王允——如果他也在场的话），可能会因此对我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我的锋芒，已经初露。
虽然这可能带来风险，但也意味着，我已经成功地将自己的名字，送入了某些关键人物的耳中。
接下来，就看那位身居高位的司徒大人，会如何看待我这个“案牍间的奇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