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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琰姑娘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搜寻线索的同时，我则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我最为熟悉的领域——数学分析。
虽然我对这个时代的算学成就已有所了解，但我脑中那些超越时代的数理逻辑思维，或许能为破解这看似杂乱无章的密文提供独特的视角。
我的第一个切入点，也是最基础的密码分析手段：频率统计。
我找来几片打磨光滑的竹片，充当临时的“草稿纸”。
首先，我需要确定“字母表”——也就是这套密文中到底有多少个不同的基础符号。
我仔细比对着几枚青铜令牌上的所有刻印，将每一个形态有显着差异的符号都单独摹写下来，并用简单的数字进行编号。
这个过程需要极度的细心和耐心，因为有些符号形态非常相似，仅有细微的笔画差异，必须仔细辨别，才能确定它们是同一个符号的不同写法，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符号。
经过反复比对和确认，我初步识别出了大约四五十个不同的基础符号。
这个数量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少，符合一套实用密码体系的特征。
接下来，就是枯燥但关键的频率统计工作了。我拿起一枚令牌，从第一个符号开始，逐一识别并记录其编号，然后在对应的竹片上画上一笔“正”字。
几枚令牌上的数百个符号，我一个不落地进行了统计。
手指因为长时间握笔而有些酸痛，眼睛也因为过度专注而感到干涩。但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我知道，任何一个细小的错误，都可能导致整个分析方向的偏差。
蔡琰偶尔会停下手中的书简，安静地看我埋头计算。她的目光中带着好奇，或许还有一丝对这种纯粹逻辑推演方式的欣赏。
我知道，在这个时代，将算术如此深入地应用于破解文字谜题，并不常见。
统计结果很快出来了。我看着竹片上那些长短不一的“正”字，眉头却微微皱了起来。
结果与我的预期有所不同。确实有几个符号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也有一些符号只出现了一两次。
但最高频符号与次高频符号之间的差距，并不像正常汉字使用频率（如“之”、“乎”、“也”等常用虚词远超其他字）那样悬殊。
最高频的几个符号，其出现次数相差无几，形成了一个相对平缓的“高原”，而非陡峭的“高峰”。
这意味着什么？
可能性一： 这并非简单的单字母替换密码。设计者可能采用了更复杂的方法，比如多表替换（不同的符号在不同的位置可能代表不同的含义），或者同音替换（用多个不同的符号代表同一个常用字或音节，以拉平频率分布）。
可能性二： 这套密文可能并非直接对应汉字，而是对应着某种音节、词根，或者干脆就是一套完全独立的人造语言符号。
可能性三： 样本量太小。几枚令牌上的符号数量，可能不足以完全展现其真实的频率分布规律。
无论哪种可能，都意味着破解难度大大增加。
我没有灰心，转而尝试第二种方法：
分组与序列分析。
单字母替换行不通，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以词组或者固定短语为单位进行加密的呢？
我开始尝试将令牌上的符号序列，按照不同的长度进行分组：两个符号一组、三个符号一组、四个符号一组……然后，我再统计这些“符号组”出现的频率。
如果存在某个高频出现的符号组，那它可能对应着某个常用的词语或短语（比如“将军”、“奉孝”、“速回”之类）。
这项工作比单字母统计更加繁重。我需要在沙盘上不断地排列、组合、标记、比对。沙盘很快被各种符号和线条占满。
我还尝试分析符号之间的相邻关系。哪些符号经常一起出现？哪些符号几乎从不相邻？这或许能揭示其内部的语法结构或组合规则。
比如，如果符号A后面总是跟着符号B，那么AB可能是一个固定的词根或语法结构。
我甚至动用了一些更基础的概率学思想（虽然这个时代的数学体系还没有明确的概率论）：如果一个符号序列完全是随机排列的，那么理论上各种组合出现的可能性应该大致相等。
而现在，我需要寻找的是那些“非随机”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模式。
时间在专注的计算和推演中悄然流逝。油灯的灯油已经耗去小半。
我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眼中也布满了血丝。进展依旧缓慢。虽然我发现了一些似乎略有规律的组合，比如某两个符号总是倾向于一起出现，或者某个符号从未在序列的开头出现过。
但这些零星的发现，还不足以构建起完整的破解体系。它们就像是夜空中零散的几颗星星，虽然亮着，却无法勾勒出整个星座的轮廓。
我停下手中的算筹，揉了揉酸涩的眼睛。看来，单纯依靠数学分析，是无法独立解开这个谜题的。
这套密文的设计，显然融合了其他的加密思想。我将目光投向了正在翻阅古籍的蔡琰姑娘。
或许，只有将我这里的逻辑骨架，与她那里的文化血肉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找到突破口。
数学分析虽然暂时遇到了瓶颈，但它并非毫无用处。它为我们排除了最简单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些关于符号分布和组合的客观数据。
这些数据，将成为我们后续结合音律、文字、道家知识进行综合分析的重要基础。这场解码之战，才刚刚开始。
而数学，将是我手中最锋利的解剖刀，虽然它不能直接看到答案，却能帮助我们一层层剥开迷雾，接近真相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