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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做就做。两天前，我托人将母亲从索契的乡下接到了莫斯科，以便照顾娜塔莎。和洛夫告别时，这个老友往我口袋里塞了卷卢布。本来可以经西伯利亚铁路到海参崴再转船，但我选择了经满洲里到BJ的路线。这趟横跨西伯利亚的列车每周只有一班，车厢里多是苏联专家、中国留学生和东欧外交官。
我偏爱火车穿越陌生乡野时，车轮与铁轨碰撞出的那种节奏，像是某种古老的密码，等待被破译。
在满洲里过关时，边防军反复检查我那本即将过期的护照。
“去探亲？”海关官员翻着我的笔记本问道。我点点头，盖戳的力度像是要把徽章烙进纸页。
娜塔莎真是个小天使。临行前，她将阿芙乐尔从伦敦寄来的《汉俄词典》塞进我的行囊，在“平安“二字旁画了颗歪歪扭扭的五角星。我答应给她带一套毛笔、墨水和宣纸，她湛蓝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像极了她的母亲。
莫斯科火车站弥漫着煤烟与离别。站台上，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坐在地上弹奏《喀秋莎》，琴弦锈迹斑斑，却弹出意外的清亮音色。我往他的琴盒里扔了几张卢布，具体数额已记不清了。等车的间隙他又唱了一首《红莓花儿开》。
“去中国的同志请到第三站台！”
检票员的大嗓门惊飞了电线上的麻雀，我踏上列车，铁皮车厢散发着机油和隔夜黑面包的气味。
我的邻座是位中国人。他坐姿笔挺如松，穿着深蓝色中山装，裤缝线锋利得能裁纸，胸前的“中苏友好“徽章擦得锃亮，唯有左手的绷带透露出某种隐秘的伤痛。透过车窗的反光，我注意到他正观察我写笔记的动作——直到有人唤他“怀南“，这名字像粒冰糖，在他眼中化开思乡的甜与苦。
“您也是去援助建设的专家？”他瞥见我箱子上“机械工业部“的标签（这是洛夫帮我弄的伪装）。
“去探望朋友”，我本不想撒谎，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箱子里那摞美洲银行剪报
“你去BJ？“我试探着问。
“回家。“他回答，喉结滚动得像咽下一枚甜枣。
当我起身去车厢连接处抽烟时才知道，他们是前往苏联学习技术的青年，怀南手上的绷带，或许是在乌拉尔山脉遭遇匪徒时受的伤。
回程时，隔着几节车厢就听见他们在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声裹挟着蒸汽机车的轰鸣，竟有种奇异的和谐。我驻足聆听，不会任何乐器的我，只有手指不自觉地在锈蚀的金属壁上打拍子，指节敲出沉闷的声响。多讽刺啊，他们用俄语唱着苏联歌曲返乡，而我这个俄国人却要远渡重洋去追查一桩美国旧事。
餐车里的罗宋汤漂着油脂。怀南坐在我对面，告诉我他们在莫斯科学习了八年。“带不走红场的鸽子”他搅动着汤勺，“只能带走这里的音符”。指甲缝里却藏着火药痕迹。当怀南用绷带缠裹的左手帮我扶正滑落的行李箱时，我摸到了他虎口的老茧——那是长期握枪才会形成的角度。
我问他车程多久，他摇摇头说记不清了，时光在异国总是流逝得特别缓慢，而归途又显得格外仓促。
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的针叶林时，我取出那些关于美洲银行的旧报纸翻阅。纸张脆得像干枯的桦树皮，在褶皱处纷纷断裂。怀南好奇地问我是否是个侦探，我相信他是个不错的人，所以告知了我此行的目的，并为之前的谎言道歉。
他听完后笑了，说我真是个“性情中人“——这个词从他带着口音的俄语里说出来，有种特别的韵味。
转车后，北京火车站扑面而来的人潮让我窒息，前门火车站飘扬着中苏两国国旗。我的老同学邢志明举着写有俄文的接站牌，他是我在美国读书时认识的留学生，1937年北平沦陷后我们失去联系，我记得他是个广东人，阔别多年，我也只草草听得懂他说的几个字而已，在意识到我的尴尬后，我们最终改用英语交谈。
“你运气不错”，他帮我提着箱子穿过人潮，“明天就有到旧金山的邮轮启航，经停横滨。
他所住的地方是个不错的四合院里，邻居们人手一本《马列理论》，热情邀我去紫禁城。但我不好意思呆太久，晚饭后我就匆匆告别，赶往邮轮港口。
等待的时间总是乏味的，我总是停不下脚步想要达成目的。
我翻出1924年7月的旧报纸。在艾莲娜夫人首次登报的版面右下角，我注意到署名“斯图尔特“的记者，专门负责美洲银行公报，曾揭露过银行内部一个经理负责人利用职权进行诈骗。那个被开除的经理叫雷诺，时间显示是1922年，与艾莲娜上任相隔两年。这微弱的关联让我手指发抖，钢笔在笔记本上洇出蓝色的墨渍。
我想，也许他知道一点什么......
......
等待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和一位水手谈话，它是船长的儿子，皮肤晒得黝黑发亮，但他一口流利的英语证明了他或许不止是一名水手。
他说着他失恋的故事，那女孩的父母是高知识分子，而他只是一个考上了大学却无福读书的渔民的儿子。我听后望着海平面出神。
年轻时总觉得爱情该是烈火烹油，如今才明白，能经得起柴米油盐打磨的感情，得像阿芙乐尔别在耳后的那支钢笔——笔尖或许会秃，墨囊终将干涸，但握在手中的分量永远踏实。
看着船长和水手将鱼装进水桶中后，我在港岸这边的小吃摊上买了一只用荷叶包着烧制的烤鸡，卖烧鸡的摊主用荷叶包好食物，我接过时闻到荷叶的清香混着油腻。
翻开笔记本，在时间轴上添上新的一笔。海风将报纸吹得哗哗作响，仿佛在嘲笑我这个追着旧闻跑的俄国作家。但当我咬下第一口烧鸡时，油脂顺着下巴滴落在1924年的报纸上，正好晕染了艾莲娜夫人的半边脸庞——那一刻，她模糊的笑容似乎变得更加神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