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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见信，吕曰：
“西夏贼兵，狂莽无敌，宋军莫敢与之战，遂藏于晋阳城内，待敌众七万余人入城，吾以十三万之众伏于城中，待敌尽数以入，才与暗处与之相接。然而，以十三万对七万，且多使暗箭，才损敌四万，其余遁行。吾亦自损一万”。
苏轼看了吕惠卿之书信，方才明白，大宋之境况不仅在于敌强，还在于己弱，若想真正的破敌，必要在战力上决胜，并非只在计谋，毕竟上天不会每一次都眷顾宋军，苏轼遂对太后道“吕惠卿所言，宋军所遇皆是凶险，若非西夏敌兵现在自行退去，大宋阻敌之军危在旦夕，今若西夏军卷土重来则我大宋危矣！不仅可能全军覆没，还可能失却西北大好河山。为今之计，只有辟除党争，一心发展经济和军力，方可与之敌。”
太后哀叹道“吾也是看到这份军报，才发现王临川变法之精要，真是悔之晚矣。眼下，不知苏子能否组织一场行之有效的变法。”
苏轼曰，“变法之精要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执法，今新法废之已久，恐难再行，必然要再立与新法相异之更新法，方可施行，否则阻力将更胜，毕竟太后年事已高，皇帝年少，微臣力所限，没有鼎力相助之人，也难成大器。”
苏轼停顿片刻又激情澎湃的对太后讲，“官家，苏某斗胆建言，何不将权柄钱粮之权交于赵煦，还政于赵氏。这样一来太后可以休养生息，对愈疗疾十分之利，二来以赵煦少年之心，必然会锐意进取，成天地之才，更有甚者，汴京城官员臃肿，腐化，以太后之能必然不忍驱腐逐朽，伤及旧族，尤其是高氏族人”苏轼说到“高氏族人”特意拉低音量，眼睛瞟向太后，观其颜色，然后接着说道“若是赵煦当政，驱利必然不会手下留情，这样可以将腐朽势力连根拔除，新法之路可顺畅无阻也。”
太后见苏轼说道“连根拔除”，脸色骤变，语有责之之意，“连根拔除？恐怕连你我都会被拔除，此意不可，我不赞成此时将大宋的权柄交于还未成年的赵煦，试问古今，主少国疑之事还少吗？”太后余有激愤道“宋之天下，取自柴氏幼子，难道今要新逢旧事。置赵氏江山于不顾。”
苏轼听得太后连这种大宋禁忌之话都说了出来，顿觉不妙，自古曰“言多必失”，苏轼这话算是碰到了牛角，一腔热血却不想换来太后的一盆冷水，遂然心也不济，但是为了挽回危局又急转话锋道“太后息怒，臣之所言，乃是要有德才之人辅佐赵煦，必不使之有失，方可权柄以系，放政于赵煦。”
太后道“煦儿年幼，若是苏子辅佐，哀家自然信之，毕竟苏子为人，哀家识得，可是如果让那赵挺之辅之，未来将如何是为未知？赵煦如今这般年纪，最容易受人唆使鼓噪，心志尚不能全，怎可担当大任，嘱国于天下！”太后之言语犀利，语带对赵煦十分的不满。
苏轼则为其辩驳道“赵煦虽少，毕竟是您的亲孙子，也是在您身边读圣贤书长大的皇帝，太后何故对他如此没有信心？”
太后对曰“赵煦喜读兵书，每每遇到古之勇者，都清新赞之，他若得政，难保不会穷凶黩武，兵戎天下，则宋之百姓必为之消靡，国之财力恐怕难以为继。心志尚不全活，恐为奸人所利用，到时候可连苏子亦不能保全。”
苏轼道“那这江山始终是赵氏的，国之权柄迟早要落到赵煦手中，太后何不先行试探其才能若何？”
太后有点不高兴道“看来苏子今日势必要为赵煦保举一番，却不提如何施政新法。”
苏轼回道“太后之言又巡而环之（话又说回去了），新法施行需巨力助之，力来自于太后官家，迟早断续（不好直说‘你迟早会死的’），若力来自于赵煦，虽现今不足，但是赵煦盛年有加，又有太后加持，必渐蓄力以为新法所出，将来可图之久远。可是若力仅来自于苏某，则名不正言不顺，无人敢为之，虽然苏某有心，但新法亦不知何以图，何可图哉？”
太后已然力乏，回道“今日苏子要与哀家论上一番，我只深宫一怨妇，而你却是邈邈天地之间一俊才，吾当何以论过与你，遂不言吧！”
太后和苏轼各自沉寂片刻后，皆曰，“此事稍后再议”。苏子出言化解尴尬，“今日吾且只论军报之事，既然军报之事已了，其他或可后言。”
太后乏然而曰“然。”
苏轼紧急着又说道“既然吕公亦言：宋军力弱。吾恐力弱之事早已在宋境传开，不日即将传入敌营，如不早作计议，敌若再犯，胜利之果必然毁于一旦，收复之土亦会复丧。”
太后言道“为今之计，不能使外人得知宋军力弱，故我隐匿，需急招吕惠卿入朝议事。”
苏轼也道“此事刻不容缓。”
太后急命传令兵急赴晋阳。
苏轼与太后言语多时，太后命苏轼退，却又不提拜相之事，真是言之凿凿半天却也无果，究竟是苏轼空欢喜一场，还是大宋再有诸多浩劫，且当后论。
苏轼出得内殿，何超立马跟了上来说道“大娘娘有封书信且要转交给你，是吕惠卿所书之私信，大娘娘未忍开封，或有益于练兵。”
苏轼拜谢何超。
何超又劝慰苏轼道“凡事莫要太过强求，大娘娘身体不是已久，苏子何必与之争辩。”
苏轼笑道“与意见不同者，自当争辩，否则，哪里对得起那些圣贤书呢！”
何超无奈道“吾闻宋之相者，除了为数不多的范文正公，王荆公（王安石），魏国公（韩琦）皆有大才，其余皆是范范之辈，苏子之才德早在他人之上，却因固执己见未能拜相，岂不可惜。凡事当温文而行，不可执意深耗，否则与国与己皆无益处！”
苏轼道“苏某对功名利禄看得淡然，更愿意做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雅士。哈哈，今者吾与太后论者有差，恐不得为其要领。是我之过也，但是赵煦若再不领政，恐日后无能力领政也。且请转告太后，育人当乘幼，教人当乘少，未来务必以赵煦为上。”
何超点点头，待苏轼走后，又摇摇头。
这一次苏轼没有向黄庭坚和范纯仁那样从侧门出，而是大摇大摆的从宫门的正门出。
出得宫门后苏轼上了自己的马车，思绪今朝之事，果真是感慨良多，看来自己对太后的异见颇多，有的甚至难以调和，赵煦本为国主，这太后却迟迟不肯将权柄以授。手中捏着吕惠卿的来信，不知为何，有点想冷笑。吕惠卿这封书信上写着“苏轼亲启”四字，高太后也算是非常尊重苏轼，没有先行拆开看，苏轼则拆开书信，内写着：
苏子见上，迈安全。唐国昌英勇无敌，与左先锋营奋杀敌军，受重伤，今已痊愈，目前领中军团练使，辖宋兵及夏虏万人。
苏轼看着书信无言，嘴角却露出会心的笑意。虽然不可明说，但是苏迈和唐国昌的性命才是他最关心的，他知道唐国昌安全且升为中军团练使，内心或许有了些许安慰，毕竟曾今与李格非军前送行这位壮士，本以为会一去不复返，没想到却意外的当上了宋军的团练将军，真是意外的惊喜。待归来时，必然再与之痛饮。
眼下宋之窘境凸显，国无锐士，上无能臣，下无良将，而太后却不敢将国家社稷交给年少的赵煦，怕得是有奸臣挟持赵煦以乱朝纲，苏子之力难补天下之漏，太后年事已高，恐难撑太久，局势真的瞬息即变，天色黯然。这天下皆知宋军一万之损，伤敌四万，西夏军以为宋军主力以至，遂潇潇退去，其实西夏军惧怕的不是宋军的武力，而是怕宋军的诡谋，宋正欢腾鼓舞之际，却不知这朝堂之下暗流涌动。然而作为汴京城实际主事的苏子，却因和太后意见两异，行难作法，却无可奈何也。
苏轼回到家，对如此之结果甚是觉得无奈，自己领不领宰倒是不打紧，但是宋莫要再行党争之道，虚耗大宋国力。苏轼差人将吕惠卿的书信送往秦观手中，自己却自顾去饮酒，以抒不愤。
秦观见信，即知如何以对，必是急告知李格非，让他在历城无忧。秦观急取书笔，砚墨以待，书曰：
李文叔见上，今闻晋阳西夏兵事，敌已退去，唐国昌安，并以将军职待之，辖万人以上，可喜也！然，你之右仆射之职已去，换领谏门参议（就是朝散郎），苏子与吾等皆尽力劝慰官家，莫去你职，但结果为之叹！望你知晓。
秦观将书信装入石蜡封，欲交于送信者，突然觉得言语不妥，遂取出信，将后几句李格非被撤职之事删去，再交于送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