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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王棣心中波澜起伏，丁大有将李屠夫一众十八人收监关押，经审讯得晓这伙水寇老巢所在处另有匪徒若干，当即一面呈报济州，一面调集县衙捕快及巡检司人马，弓手、土兵合计百五十人，浩浩荡荡的前去剿匪。
兵贵神速嘛，一旦让那些水匪余孽探知消息遁逃，水泊梁山纵横交错，想再追剿可就千难万难了。
这虽然有抢功之嫌，可谁也挑不出不是来。丁知县把握战机的本事确实了得，可见是有上进心的，剿匪有功，说不得可往上动上一动的嘛。
当然，丁大有在奏状中可不敢贪了王棣等人的功劳，大致说明了事情始末，自然免不了用上些许春秋笔法，少不得为郓城县粉墨一二。
是夜，丁知县携主簿、县丞、县尉等郓城县衙主官及本地乡绅在城中最大的酒楼款待王棣一行。
席间，有一穆姓中年最入王棣“法眼”，问答数回，愈觉其有异于常人。
穆儒生穿一身洗的有些发白的青裳，须发修剪得当，眉目坚毅，极少与人言谈，显得郁郁不得志。
宋江瞧在眼里，藉敬酒之机与王棣坐着的一人换了座，与王棣低声言语。
一县押司大多有八位，王棣冷眼旁观，大抵是以宋押司为首，可见这黑脸三郎是最受丁知县器重的。
不过，王棣也注意到，另一位唤作张文远的押司对此“另眼相看”，默默的乜了宋江一眼，目光中掠过一抹阴鸷。
果然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啊，王棣心中暗道，对那贴书后司张文远暗暗留了心。
倒是宋江对本地的风物人情、诸家渊源之博闻强记让王棣吃惊不小，其信手拈来，侃侃而言，果然是有见识才干的。
据宋江介绍，那穆姓落魄儒生名叫穆扬，字人清，本是汶阳人士，父辈方迁来郓城县。
说起汶阳穆家，在济州可是鼎鼎有名，穆扬的祖父便是穆修穆伯长，因一人而名一族也。
王棣依稀听过穆修此人，再结合宋江一番解说，对其人乃至汶阳穆氏有了更为直观详细的了解。
这穆修在后世声名不显，但却是个大牛人，其门生弟子中有赫赫有名的尹洙、苏舜钦，欧阳修也受其影响极深，至少在其时他的才学、地位可见一斑。
穆修自幼苦读，十余岁即落笔成章，出口成诵。二十余岁博览群书，对文体文风便有了见解。他不满当时流行的“西昆体”靡丽文风，力主恢复韩愈、柳宗元散文传统。一时间，其作品不胫而走，有些竟被传入宫廷。
一天真宗皇帝读了他的文章，责问阁臣：“这等奇才，怎么不推荐给我？”宰相丁谓忙说：“此人出身微贱，行为不端，不可大用。”原来，穆修与丁谓有布衣之交，后丁谓居官，一味拍马逢迎，不思民忧，为穆修所唾弃。一次两人相逢于汉水，穆修非但未表示亲近，反而揖而远之。
仅此一例便足见其不阿权贵修性刚介。
大中祥符年间，真宗东封泰山，诏举齐鲁人才。穆修得选。大中祥符元年考中进士，被委以泰州司理参军。按惯例，新官上任先要拜会通判。可穆修自负才气过人，不肯违心随俗。对一帮庸俗之辈，更是不理不睬。很快得罪了包括通判在内的一批人。后来通判捏造了几条罪名，将他贬往池州，年余方得自由。
仁宗天圣初，张知白知毫州，当地一豪士出资造佛庙，张知白使人请穆修撰写记文，记文写成后，不书写那位豪士之名，豪士便以重金贿赂穆修，求载名于记，穆修投金庭下，遂促装去郡。豪士谢之，穆修终不受，且曰：“吾宁糊口为旅人，终不以匪人污吾文也。”
数年后，其遇赦释放，赋命穷薄，稍得钱帛，即遇盗或卧病，费竭然后已，故衣食不能给。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部，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有儒生数辈，至其肆，未许值，先展揭披阅，修就手夺取，瞋目谓曰：“汝辈能读一篇，不失句读，当以一部赠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经年不售一部。
其时，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宗元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称能文者必曰穆参军。
穆修推崇韩愈、柳宗元。曾亲自校正、刻印韩愈和柳宗元文集。他提倡韩柳古文，首先推崇“古道”。他说：“夫学乎古者，所以为道。”又说：“道者，仁义之谓也。”不过，他虽卫道，却不似韩愈那样辟佛，例如他写《蔡州开元寺佛塔记》、《亳州法相禅院钟记》，虽以儒者自居，却承认佛氏“亦善导于人者”，认为儒讲礼义已难引人为善，而佛说祸福却能劝人为善。
文人之傲，在其身上体现而遗，而其也终究贫困潦倒郁郁而卒。
穆修死后，虽声名渐隆，却也未曾泽荫后人。纵使汶阳穆氏在齐鲁一带颇是闻名，其子孙仍是困窘落魄，只枉留穆氏文骨铮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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