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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日，高俅从华亭回转杭州，不负使命，雇佣数百挑夫，挑着一箩筐一箩筐雪白的大米入城。
在城门口，一名挑夫脚下趔趄，箩筐滑落，大米哗啦啦铺了一地。
这一幕被城门外安置点的灾民瞧个正着，眼睛顿时亮了，原本骚动的心沉静下来——那么多箩筐大米，得有好几百石了吧，领头的那位郎君不说了么，这只是第一批进杭的粮食，接下来外地粮食会连续抵埠，杭州，不缺粮！
这最后五个字，足以定人心。
这幕场景，这番话，迅速在灾民中传开，不多时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接下来，河道即将疏通、官道很快修好的消息又一个个传扬开来，核心论点便是：杭州缺粮之日将去。
短短一日，利好消息接踵而至，各个粮庄、米铺反应更为直接，米价一路狂跌，到每石八百五十钱方止。这个价格虽然较平常时高出一成余，但绝对称得上是“良心价”，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五月廿三，灾后第十二天，杭城粮食危机告解。
妙的是，又过了五天，从其他州县调发的粮食方陆陆续续抵达杭城。可以这么说，直到这时，本次涝灾所诱发的一系列患乱方算真正平息。
于灾民百姓而言，这短暂的时间差根本不消留意，只要米庄有粮食出售且价格不离谱便可。
但这对于囤货在手的粮食……实在是够憋屈的，中计了呢。
不知怎地，一众粮商尽想起早前登门拜访、代表官方恳请平抑粮食市价的“赈济使”。三位大使气度迥异，中年儒生温文尔雅，有着士子的耿直；青年很是精干，喜怒不形于色；少年温润如玉，脸上自始至终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似乎最易相处。
但也正是这生了副人畜无害、俊秀明朗面容的少年，在请求被拒后，微微摇头叹息：“盗亦有道，更何况……士农工商，自己若不争气，唯有受气罢了。呵呵，奸商嘛，‘奸’也，可非奸诈如斯，滑头些才好哩，错过机会便成过错喽。”
少年的这番话说的有些莫名其妙，竟似有惋惜之意，这是为何？粮商们表示不解，却隐隐感觉不太好，真是奇怪也哉了。
说商人目光短浅，王棣是不信的。
他对商人并无偏见，所谓“士农工商”的排名在后世并不成立，商人，尤其是进入新世纪的成功商人，原本就是智商超群的“士子”出身。“下海”，也曾卷起风潮。事实上，由于商人地位的日益提升，反倒是引发了大面积的“红眼病”，所谓“仇富”是也。
但杭州城这些粮商的做法显然是不智的，发国难财固然能牟取暴利，但更搞臭了名声。若能反其道而行之，便是人人称颂的“义商”了。不过，时代局限性使然，反正无商不奸，大概也就破罐子破摔了。
只是，依着苏大学士的脾性，少不得要秋后算账。纵然不会赶尽杀绝，但痛下狠手好生整治一番是必然的。
遗憾的是，东坡居士卧榻养伤，相关事宜并未禀告，否则这会儿他便该出手抓抓那些个奸商的小辫子了。
杭城局势稳定下来，灾后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许多处置手段是有例可循的，按部就班就可。
应对水灾、瘟疫，大学士颇有心得。
人逢喜事精神爽，经过半月的细心调理，苏太守的腿伤恢复势头极佳，心情也大为改观。
这一日，王棣推着太守大人去西湖“巡视”。
这时的轮椅当然不叫“轮椅”，而是唤作“四轮车”，就是某名着中“只见蜀兵门旗开处，关兴、张苞分左右而出，立马于两边；次后一队队骁将分列；门旗影下，中央一辆四轮车，孔明端坐车中，纶巾羽扇，素衣皂绦，飘然而出……”中提及的“四轮车”。嗯，诸葛武侯的专用座驾。
劳动人民是充满智慧的，古往今来不乏能工巧匠，王棣只对木匠师傅提了提后世轮椅的相关设计理念及某些细节，人家便几乎完美呈现。当然，因为车床工艺所限，轴承、车轮等配件都是木制品，灵活性自是无法与后世轮椅相比。
至于“巡视”，自是有“作秀”的成分在内。太守大人半月未在公众场合露面，这极不合时宜的，毕竟是非常时期嘛，有怠政之嫌。也是先期保密工作到位，本州最高行政长官遭受意外之伤这么件大事只有极少数人知晓。也正因如此，自涝灾以来，苏太守竟未公开露面，着实蹊跷，疑点重重呀。虽然未引发骚乱，但各种猜测声都有，到灾情过去后的这二日，便有不少人拐弯抹角的打探此事。那些个在灾难中牟利的不义商人更是心下惴惴，都想着拜访太守大人，尽力弥补挽救。毕竟，苏轼这么多年的为官之道以严厉勤政闻名，痛脚落在他手上是大隐患啊。
前些日子是养伤的关键时期，稍有不慎便有残疾之虞，唯有谨遵医嘱。但心是没法安定的，在煎熬中度日如年罢了。
幸好，杭城的危局没有扩散，也没有落到无可挽回之地，否则……难辞其咎啊。
想来朝廷的处置旨令也差不多该到了，总体而言，本次抗洪赈灾算是成功的，绝大多数官员都奋力投身其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大抵揪出三两小虾米树立反面典型也就有了交待。至于身为最高长官的苏轼，虽然成了“局外人”，却也是事出有因，且是因公负伤，大好一副悲情牌摆在那，怎么也不会申饬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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