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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抑粮价，是有先例可循的。
如汴京、杭州这等大城市依赖商品粮的人很多，因此常有商人投机的情况发生。为此官府积极介入调整粮价的例子很多。例如，大中祥符二年，“戊申，诏司农寺，京师所粜常平仓粟，前诏虽已减价，可更斗减五钱。自是讫六月，凡粜九千余斛，京市物价以故稍平”。神宗熙宁七年，开封“时米价斗钱百五十，已诏司农寺，以常平米三十二万斛、三司米百九十万斛，平其价至斗百钱。至是又减十钱，并至官场出籴，民甚便之”。
地方亦有对付商人利用商品的季节性和地域性进行囤货居奇采取的措施的着名案例为，皇佑二年，“范蜀公记范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饥，谷价方踊，斗钱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众不知所为，公仍命多出膀沿江，具述杭饥，及米价所增之数。于是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且虞后者继来，米既辐凑，遂减价，还至百二十。包孝肃公守庐州，岁饥，亦不限米价，而商贾载至者遂多，不日米贱”。
熙宁八年，吴越地区逢旱灾，于是赵扦“又为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余石，平其价”，通过扩大供给之策，稳定了粮价。
元佑五年的杭州，与皇佑二年那次饥荒较为相似，正可借鉴。
平抑粮价一事，苏轼卧床统筹，由司户参军负责，李格非、王棣辅之。
操作这种实务于王棣而言，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遭，好在这方面的操作流程大抵是依循先例，也无需他去殚精竭虑拍板定夺，只跟着打打酱油。这是苏轼在着力培养他，这样的历练机会可遇而不可求。
五月十七，城内外遍贴官府公示，粗粗地说了杭城的困局：
因涝害导致杭城粮价狂涨，已飙升到一千五百钱一石；灾民太多，官府常平仓难以为继，希望粮商能为国为民做做好事，如踊跃捐粮、配合官府平抑粮价；鼓励附近州县粮商运粮至杭城，共度时艰。等等。
这样的方略，于粮商而言，一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即便在王棣的建议下，多了一条“勒石记功”，不也是同样的套路？
某豪邸，恭恭敬敬的送走李格非与王棣，大腹便便的中年、本地最大的粮商嗤笑：“赈济使？一个迂腐书呆子，一个毛头小子，傻乎乎的上门忽悠某？真真好笑。捐粮？表表心意呗，献上个三五十石算是大方的了……不就范文正那套么，怕是没那么好使喽……”
同样的一幕在各大粮商宅邸重复上演：
“皇佑二年的粮价上涨是旱灾引发，范太守出奇招立奇功。此次可是不同，官道毁坏，水道淤塞，外埠粮食进不来，想借外力消弭粮荒？谈何容易……”
“勒石记功？倒是诱惑人哪。不过，为了那些微虚名而放弃唾手可得的丰厚利润，孰轻孰重？大概谁都知道该怎么选吧……”
李、王二人一次次失望而归，相视苦笑。
东汉将军窦宪率领汉军及南匈奴、东胡乌桓、西戎氐羌大破北匈奴之后，封燕然山，勒石记功。
本朝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
刊碑勒石，以为颂扬美德，铭刻传承。
王棣抛出这一手，原想着或许能有奇效。
本朝是有史以来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本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本朝立国之初，太祖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
虽然如此，但商人的地位仍是不高，“士农工商”，商为末等，自古如是。
不过，商人既富，自然想提升社会地位，通过赠物施药、收恤孤独、安置病老、济婚助丧等方式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救助，是宋代商人参与社会慈善救济最基本的形式。
诸暨商人张绪，平居固救邻曲，多趋人急，或窭且病，遗之珍药，不以贵靳，尝大雨雪，寒泫积日，府君登楼凭眺，有至脯西无炊烟者，然发困分赡，所全活甚众。
成都以商致富的刘革，好施惠出天性，凡以冠昏贫病死徙叩门丐贷，无戚疏高人，皆实而归。
扬州高邮富商徐成甫，友人以贫不能葬其亲者……即为买田，出钱以办丧事，而友人之亲得葬者五丧。至于字亲族之孤，急交游之难，赖其施者甚众。
徙家京师，卖药自给的陈靖，或遗金帛，即散道士丐者，未尝有所蓄。
在灾荒之际，不乏商人本着向善乐施、积财能散的好义精神以粮食减价出粜或无偿赈济，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