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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时代的认知，王棣当然没那么深刻。他只是以一个后来者（局外人）的角色去看待这个时代。所处高度不同，自然看的更透彻。
按照后世的历史划分，此时的中原政权叫做北宋。
北宋继承的遗产是中唐、五代以来的衰败，面积比历代中原皇朝少，却也约略相当于四个半除俄罗斯外的欧洲第一大国法国。南宋的国土面积又比北宋减少三分之一。但北宋比盛唐丧失的，除了五代后晋割让的燕云十六州之外，都是边远地区，而基本上保留了发达的内地。
有人认为，唐朝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期。唐代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是唐诗，是公认的古代诗歌发展巅峰，唐诗胜于宋诗。但宋代文明胜过唐代文明的主要有教育、经学、科技、史学、宋词和散文六项，可知宋文明总的说来，是胜过了唐文明。宋代在教科文方面继续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
说宋朝军事“落后”，也不准确。在军事技术上，宋朝并不落后，例如古代黑火药的应用，主要是在宋朝，特别到南宋中后期，火药兵器已在兵器中占有相当比例。世界上第一次使用火药兵器的海战，是南宋初的胶西海战。准确的说法应是宋朝在军事上孱弱或软弱。但也须作具体分析，例如对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而论，最顽强的抵抗对手就是南宋。
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其实，北宋的人力超过唐朝，物力和财力、政府财政收入更大大多于唐朝。但丰厚的财政收入难以负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横征暴敛又加重了民贫，这就是积贫。军事无非是客观的实力加之以主观的实力运用。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种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却是劣等的，这就是积弱。宋朝消极接受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其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的。
宋对辽、西夏用兵，何以屡战屡败？
在王棣看来，崇文抑武是关键。文人不知兵而领兵，何以致胜？另外，宋朝继承自中唐以降丧失养马区的现实，缺乏马源，不重视骑兵的建设，而古代的骑兵犹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部队，以步兵为主对抗辽朝、西夏、金朝和元蒙的骑兵，就处于弱势。加之自北宋建国不久，就逐渐形成“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等军事传统，故其武力一直不振，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
这些观点自没法敞开了说，否则便是妖言惑众。倒不是朝中衮衮诸公都是傻瓜、瞎子，实在是时代局限性所致。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
强兵之路，任重而道远。
王棣有心去改变，或许车轮滚滚，历史的进程并不会产生偏差。尽人事吧。希望还来得及。
“琼节草堂”的这场对话在多年后方披露开来，其时，世人皆震惊、折服于王棣的“高瞻远瞩”，遂以“圣人”名之。而王棣则唏嘘不已，再度追忆起苏大学士，那份拳拳爱护之心值得感怀终生。到那时，他方晓得，当年在杭州凤凰山“琼节草堂”的这场对话，苏轼严词吩咐李格非与高俅不得外露任何细节。这是对王棣的爱护呀，虽说彼时王三郎尚是少年，但因王安石之故，朝野间是有很大一部分人敌视王家的，这番言论若被外界获知，王棣定必难承责骂与打压，再难有日后的种种作为。
东坡居士啊，可谓是他王棣一生之师。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便是如此奇妙，王棣虽与苏轼谋面未深，但却是将对方当作可信任的长辈，而苏轼也愿意提拔、佑护他。这种关系，难以名状，可遇而不可求。
苏轼自是极器重王棣之才，不欲明珠蒙尘，殷殷惜才之心上天可鉴，这日草堂应对，也是借李格非这位当世大文人之口宣王棣之才，是以百般“刁难”，所考校者五花八门，涵盖甚广。
最后考校的是经义。之所以将经义放在最后，是苏轼知晓王棣这些年私下做的“勾当”。
数年前在金陵，他便曾就经义考过王棣，彼时对方的应答便每有新意，已是深谙经义之旨妙。这数年来，二人书信往来，其间亦有经义考答。
首先，王棣的书法日益精进令苏轼咋舌，其字体势紧密，则得之右军；姿态朗逸，则得之大令。很显然，王棣的书法上溯魏晋书风，兼采诸家之长；书风则平和雅正、雍容华美。这样的书法已是自成一家，假以时日，必成大气候。
惊叹之余，苏轼居然有些气馁，世人言书法卓绝者，举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注1）为最，称本朝书法四大家，所谓“苏黄米蔡”是也。然王棣一未冠小子便在书法之道有此造诣，俨然开宗立派，怎不叫他汗颜？
至于经义，毕竟是书信往来，倒是不会涉及太深。然而他自好友王安礼处得到的另一个信息叫他几近失声：王棣在注释经义，书名叫《四书章句集注》。
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也。王家小子的步子，迈的太急了吧。
科举取士，神宗朝以前，进士科考诗赋。到了神宗时，有的考诗赋，有的考儒家经典，因而出现了所谓“诗赋进士”和“专经进士”。究竟是以诗赋取士，还是以经义取士，在神宗时代曾经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
归根到底，吟诗作赋，固然全无实用；死啃经书，又有什么好处？争论的结果，是采取了一项折中办法，就是把进士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有诗赋进士，也有经义进士。去岁，分经义、诗赋为两科试士，罢明法科。
苏轼是反对以经义替换诗赋取士的，上《议学校贡举状》称：“……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今进士日夜治经传，附之以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至于临政，曷尝用其一二……”
但，这并非是苏轼不重视经义。古来读书人，皆明圣贤言。
注解经义，绝对是大工程，非深谙经义者不能为也。
但在苏轼及李格非轮番考校之下，王棣神色自如，对答如流，绝对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末了，苏轼叹道：“毋论是诗赋或是经义，棣哥儿今年都可下场一考了。”
自宋一代，官员选任方式趋向多元，科举取士、恩荫补官、吏人出职、军功补授与纳粟买官等，都是入仕的途径。其中，科考入仕者，谓为“正途”，备受尊崇。而此外入仕者被视为“异途”，在升迁、转任等方面受到限制。
门荫补官虽不是选官的正途，却是宋代官员来源的主要渠道。凡以帝国属官荫奏补入官，成为荫补，宋代荫补名目繁多，有郊祀、皇帝生日、改元、致仕、等等。受荫补对象，包括皇族宗室，台、省六品以上，其他官五品以上的子、孙、兄、弟、门客等等。
王棣自是有资格荫补入仕的，但在苏轼看来，以王棣之才，入场科举是必中的，若走其它途径，才是大材小用，万不可取。
李格非也以为然，笑道：“明春辛未科考，王三郎必成天下举人眼中钉也。”
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两年不定。英宗治平三年，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元佑六年，恰是辛未科举年。李格非此言，意指王棣有状元之才，必为考生之公敌。
苏轼也笑：“明岁科举，某倒是知晓几个有望夺魁的，譬如保宁马涓、潜江毕渐等，实乃三郎之劲敌也。”
“马涓……某亦识得，其……身具才学者也。”李格非捋须而言：“某尝有闻，马涓父亲马从政，中年未有子嗣，后纳一妾，马从政得知小妾乃为葬父母而卖身时，便送其回家，且不要一文身价银两。事后，马从政梦小妾之父前来致谢：‘愿汝富贵、涓涓不绝。’后来，其妻怀孕，生下一子，马从政遂为之取名马涓。”
顿了顿，又说：“善恶有报，想那马从政一念之善，便得福报。马涓之才，非止闻于川蜀一地，天下皆名也，来年进士及第当不在话下，光耀门楣也。”
苏轼点点头：“某亦知其才，辛未科必中试，或可入一甲。”
天圣五年，分进士为六等，第一等五名，第二等称第一甲，第六等为第五甲，进士分甲自此始。后演变为五等，第一等即是第一甲。后又定第一、二甲为“进士及第”，第三甲为“进士出身”，第四、五甲为“同进士出身”（同出身），后曾改第五甲为“同学究出身”。
在苏轼及李格非看来，马涓是能跻身一甲进士及第的，足可见马某之才。
李格非又补充道：“另有朱谔、张坚庭者，亦是不容小觑。”
高俅则道：“大晏相公十四岁以神童入试，赐同进士出身。王三郎若是明岁入一甲，则胜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