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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于辽”，只是蛰伏壮大前的隐忍，是秣马厉兵，是磨刀霍霍。
可是，除了他王棣，没有人会意识到女真人会给宋国带来怎样的伤害。
这样的感觉很扎心，却只能独自承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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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大文豪、大改革家、大相公王安石去世近四年，玩珠峰上的王氏陵墓打理的干净整洁。王家祖孙三辈悉数到场为宗亲先祖祭奠。
香烟袅袅中，王棣神情肃穆。悲伤自是有的，毕竟与王安石相处十余年，祖父的慈爱仍历历在目。抛却对历史名人的敬仰尊崇不说，单是这份醇厚的舐犊之情便足以感恩记存。
他倒是知晓后世对王安石的评价，或褒或贬，不一而足——
后世另一位改革家、维新变法的领袖梁启超，如是评价王安石：“其德量汪然如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
可在这往后的百多年，王安石可没有这么好的名声，在《宋史》之中，他还被列入奸臣传中。而南宋则更甚，直接把北宋灭亡的原因也归结到了王安石的头上，若是单看宋史的话，恐怕王安石就会取代秦桧，成为宋朝的头号大奸臣了。
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变法初期，宋朝到处都是哀鸿遍野，饥民流亡各地，这也难怪朝中的有识之士对王安石如此不屑，会被当时的人称为“大奸臣”。是有“昔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寖成大弊”、“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除异己之人，着《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等诸多批判之言。
不过，宋元以后，包括与朱熹同时代的大儒陆九渊，以及元代的吴澄、虞集，明代的陈汝锜、章衮，清代的颜元、李绂、蔡上翔等，不断有学者有意识地为王安石辩诬、翻案。
而共和国创建人“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的评价可谓是切实中肯、不偏不倚。
总之，后世对王安石（变法）评价不一，赞颂、贬恶皆有，所谓“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但终究没有统一的论断。
但仅王棣一家之言，王安石的变法之举动机是极好的，只是实施过程中损害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是动了好大一盘奶酪，自然招来了唾骂及激烈反对。变法失败，很是正常。王安石，只是在不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情。其人其事，足以载入史册为后人称颂。
只是，就时下而言，新政尽废，王相公终究要被清算，若依着原本的历史轨迹，靖康元年，高宗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乃追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降王安石从祀于庙廷。
及至元清，王安石一直被多方贬低，“然其（王安石）为人，质虽清介而器本偏狭，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今谓安石之学，独有得于刑名度数，而道德性命则为有所不足……夫以佛老之言为妙道，而谓礼法事变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这样的评价，是为主流之声。
不论公私，王棣是不愿操劳奔波、为国为民的王安石落得如此身后事。或许，他可以有所作为，为乃祖正名。
王安石陵墓前的此番心理历程，外人是无从知晓的，只是王棣给自己设定的人生目标之一。
当然，很难，尽力去做吧。
清明节过后的南行，是应邀之旅，目的地是杭州。
去岁，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数年前，王安石与苏轼相会于蒋山，一笑泯恩仇，因政见不同造成的隙怨烟消云散。
那期间，苏轼惜王棣之才，结下善缘。其后王棣多有书信予东坡居士请教学问，苏东坡不吝提点。二人仿若忘年交。
苏轼任杭州知州，便邀王棣前往作客。
王棣自是欣然应允，得大文豪另眼相看，是件幸事。而那二位年龄相仿的友人，姑姑与过儿，经年未见，甚为想念，正好再度相聚。
至于聂胜琼，倒是很不客气、死乞白赖的要随行。她并非王家仆从，来去自由，只能由得她。
杭州嘛，前世去过数回，不知如今是何光景，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