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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到《中庸》，王棣侃侃而言，声音清朗，不疾不徐，非止释义精确，且能举一反三，更说得通俗易懂，甚至苏过还闪过这么一个念头：“好像比先生讲的还好，至少这种大白话很容易明白……”
王安石频频捋须，老脸笑成了菊花开。
苏轼连连颔首，叹道：“论教育子弟，某不如公远矣。”他虽作《论学校贡举状》说“……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核心主张即：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如果这样，就可以了，与贡举关系不大。最后结论是:以诗赋取士，虽然不一定好，但是行之已久，不可一下子就废掉。如果以经义取士，那么弊病就比用诗赋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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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归根到底，吟诗作赋，固然全无实用；但死啃经书，也无太大益处。
争论的结果，最终采取了一项折衷办法，就是把进士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有诗赋进士，也有经义进士。
苏轼虽然反对以经义取士而主张以诗赋取士，但文人士大夫若是不通经史子集，至少无法踏入科举门槛，四书五经乃必修之课，更是诗词歌赋的基石，典故不清者何以作文？难不成自己杜撰典故？
说到杜撰典故，苏轼还真做过这种事。
仁宗嘉佑元年三月，苏轼试举作《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上古尧帝时代，司法官皋陶三次要判一个罪犯死刑，尧帝三次赦免了他。因此天下人都惧怕皋陶执法的严厉，而喜欢尧帝用刑的宽仁。
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理直气壮、“想当然耳”的杜撰典故，不仅未遭致骂声，反让文坛大家欧阳修赞曰：“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由此衍生成语“出人头地”，这真的是没谁了。
总之，诗词歌赋需要用典，这就需要多读书，至少得通读四书五经。
但读书这种事，“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义释解虽然大同小异，每个人的认知却多少有些不同。重要的是，能吃透书中所述之旨用且化为己用，而非读死书而被书圈禁思想。
在苏轼看来，王棣便已到读书能有自己解读的阶段，这对于一个十岁孩童来说，太难能可贵了。
这也正是苏小妹最不喜之处，自己的大兄如此看重一个外人，直言王棣的才学远胜苏过，且观王棣的作派不卑不亢、不急不躁，养气功夫不逊大人，“有匪君子如琢如磨”，她便无由的有些心烦意乱。
少女的心思啊，又有谁能猜得透。
好在王棣只当未觉，任他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倒教苏小妹无处发作。
这日，王安石身体微恙，在“半山园”休养。苏轼与黄庭坚及刚至江宁的佛印等人泛舟紫霞湖，王棣便领着苏氏姑侄游玩钟山。
那数位士子口无遮拦的议论前辈是非，王棣倒没什么，嘴长在别人身上，总不能拿胶带封住不让说话吧，但见苏小妹面露不豫，已处在暴走边缘，遂起身：“走吧，带你们去见识见识好玩意。”
苏小妹嗤之以鼻：“前面那寺庙吧，求神拜佛去呀。”
王棣摇摇头：“这灵光寺经久失修，有些破败，好在所处位置极佳，平日里倒算得香火旺盛。而且这个时节，游客至此，纳凉避暑者较多，咱们便不去凑热闹了。嗯，寺后有溪涧，涧旁有茅屋两间，我时常去玩耍，感觉不错。”
苏小妹撇了撇嘴：“就看有啥子好耍的。”一不留神，川蜀口音冒了出来。
好亲切啊，王棣前世虽非四川人，但认识不少四川友人，猛然听得一句四川话，不由心生恍惚。
这苏小妹，辣妹子从小辣不怕，辣妹子长大不怕辣，辣妹子嫁人……就不晓得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