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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晚风拂过京城西面，新栽的槐树叶沙沙作响。
自去年十一月翼王回京主政以来，这座新建的府邸，便成了无数目光的焦点。
暮色渐浓，从外望去，府邸静静卧在昏暗中。
唯有门前一副墨迹尚新的楹联，在将熄的天光里，隐约可见：
“翼戴着鸿猷，合四海之人民齐归掌握；王威驰骏誉，率万方之黎庶尽入版图。”
联语吞吐天地，气魄极大，却悬在这般朴素的王府门前，反衬出一种沉默的对照。
路人抬眼撞见，心里难免咯噔一下，生出几分讶异来。
可平静只是表象。
府邸深处，最隐蔽的书房内，灯早已点亮。
年轻的翼王负手立在窗前，身影长长投在青砖地上。
窗外是内院，几丛新竹在晚风中摇曳，簌簌轻响。
他的面容在烛光下半明半暗，剑眉微锁。
那双本该锐利的眼睛，此刻却沉淀着浓得化不开的疲惫与失望。
谋士张遂谋静立一旁，手里攥着一卷薄如蝉翼的纸笺。
书房里极静，静得能听见烛芯偶尔的噼啪，以及两人压抑的呼吸。
时光回溯到半年前。
去年十一月，他返回这座满目疮痍的京城，接手东王、北王死后留下的残局。
那时，神国经上京事变，元气大伤，人心涣散。
外围旧朝大军压境，内部一片萧索。
石达凯没有耽搁。
主政后，他便以雷厉风行之势，推行了一系列稳住根基、收拢人心的举措。
经济民生上，他先做两件事：为农人减负，为商贾松绑。
旧朝那套层层盘剥的厘金、浮收，与神国那脱离实际的《神国田亩制度》，被他一并废止。
取而代之的，是简明的“按田亩征粮”。
赋额定得极低，只有旧朝的三成到一半，且严令各级官吏，不得再加征。
告示贴到各乡各里时，多少面黄肌瘦的农人揉着眼睛，听着衙门人员宣读，几乎不敢相信。
同时，他放开了此前严苛的工商限制。
城门关卡处，那些“禁绝私贸”的告示被悄悄撤下；
市井之间，对手工业者，课以重税的规定也被取消。
新令写着：“保护商户经营，买卖各听其便。”
过往被视为“不当牟利”，而受打击的行商坐贾，如今只需缴纳一笔合理的常税，便可安心营业。
消息先在胆大活络的人中间流传，随后如春风般扩散。
无主的荒地，被迅速分给流离失所的百姓。
衙门提供种子、农具，许诺三年不征赋税。
翼王府还下令设义仓，逢青黄不接或灾年便开仓放粮，甚至向最窘迫的农户，发放利息极低的“种本钱”。
几剂药方下去，沉疴虽未尽去，气血却已开始回流。
先是上京城外的码头上，停泊的漕船、货船，肉眼可见地稠密起来。
接着，城里那些关了许久的铺面，陆续有伙计战战兢兢卸下门板，掸去积尘。
茶楼酒肆里，久违的谈笑声，夹杂着算盘珠子的脆响，虽不盛大，却顽强地驱赶着往日的死寂。
货郎的叫卖声，重新穿街走巷，讨价还价的声音，也回到了市集。
一些胆大的徽商、浙商，开始试探着将资金、货物一点点运到长江沿岸的市镇。
这些举措，像久旱后一场温润的雨。
虽未能立刻让大地葱茏，却实实在在地渗进干裂的土壤，让草根萌出绿意。
行政与法治上，他大力整顿吏治。
神国以往“武将治民”的粗放传统被扭转。
一批如旧朝举人汪士铎这般，有才干的文士被选拔出来，委任为地方官。
他们的任务明确：编户齐民，恢复秩序，让衙门重新管到基层。
繁琐而随意的旧司法程序被简化。
乡间设“乡官”，专理民间诉讼，严禁军中之人，再插手地方事务。
若有冤屈，甚至允许直书翼王府申诉。
反腐亦向军中，毫不留情。
驻守皖省的一位总制陈享荣，自恃功勋，强夺民田，被人告发。
查实之后，石达凯亲自批示，将其公开斩首于市。
血淋淋的人头挂出来，震慑了无数蠢蠢欲动的手。
对于军队，他重申了最严明的纪律。
“三不”军令被刻成木牌，下发到每一个卒长手中：不扰民、不强征粮草、不毁坏庙宇祠观。
有士兵因寒冷闯入民宅夺衣，查实后，依令立斩。
同时，他下令各部在驻地附近，择地屯田，自耕自食，最大限度地减轻地方负担。
在浙省畲人聚居之地，他明令尊重畲人风俗，许其自治，不再强行推行那套“天下皆兄弟”，却无视差异的规条。
最为大胆的，或许是在思想与文化上的松动。
他废除神王钟爱的删书衙，那套强制推行的“拜天帝会”也被暂缓。
百姓私下里祭祖、拜佛、信道，只要不聚众滋事，便都被允许。
一些被战火损毁的寺庙，得到了修复。
并在安庆等地，重开官办免费学堂。
衣衫褴褛的贫寒子弟，也能有机会坐下识字念书。
他招募士人，不仅讲圣贤书，也鼓励探讨，被称为“西学”的实用格致之术。
不过数月光景，效果已然显现。
皖、浙、苏南的神国控制区内，那种大乱后的死寂与恐慌，渐渐被一种小心翼翼的生机取代。
田垄间弯腰劳作的人多了，道路上往来的商队铃铛响了，学堂里传出了稚嫩的诵读声。
百姓们或许不懂太多大道理，但他们看得见碗里多了几粒米，夜里睡觉少了几分提心吊胆。
于是，“义王”这个称呼不胫而走，在乡野市井间，悄悄流传。
参军投效者络绎于道。短短半年，神国便新增了数万愿意效死的儿郎。
连旧朝那边，闽浙总督骆秉彰在给朝廷的奏报里，都忧心忡忡地写道：“民心俱向翼贼，粮税皆为其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