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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是没话找话，勉强询问着王老师后续的打算。
王曦权抬头又看了眼窗外的老杨树后，仔细地掐灭手中已经燃尽的烟头，目光落回马文斌身上，语气有些轻，却透出一丝讽刺般的自嘲：“兴许我的一生是失望的一生。”
马文斌听得心头一紧，半晌才低声说：“哪儿能这么说，王老师。您是做了很多事的，大家都看在眼里。”
王曦权摇了摇头，抿紧嘴巴，从桌上抽出一份文件，轻轻推到马文斌面前，用手在上面轻轻拍了拍，说，“这个你拿去看看，也许它能帮你解脱眼下的困境。”
马文斌低头看去，只见封面上写着几个单位的名字：南高齿、上海玻璃钢研究院、南方振能风电有限公司——
资料是王曦权在近期一次非正式技术讨论会后整理出来的，里面有部分关于联合研制整机系统、试图跳出合资依赖的新路径设想。
“国产化不是口号，也不是幻想。”
王曦权顿了顿，声音略显沙哑，“没有国产化，就没有真正的度电成本下降。合资搁置了，我的余生，就只为这件事了。”
他苦笑了一下，脸上带着一丝风尘仆仆的倔强。
马文斌默默接过资料，郑重地点头致谢。
出了门后，他一言不发地走了一段路，仿佛脑子里还在缓慢消化这场会面与谈话中的突如其来。
直到回到住处，他才打开那份资料，一页页地翻看。
看着看着，眉头忽然紧了起来。
在一张附页的生产商联络信息栏中，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公司名：深航新能源设备服务部。
这名字他不觉陌生，却一时间想不起在哪见过。
他靠在椅背上，点了一支烟，眼神游离，陷入回忆。
几秒后，他眼神一凛，脑中闪过一个片段——第二季度的报废设备调拨单！
他猛地起身，从档案袋里翻出一摞纸质调拨记录，手指在一页页表格上游走，终于停住。
果然，那个时候他就觉得那台更新替代下来的液压机，设备的流向有些不对劲——流向单位正是这家深航设备服务部。
当时他还以为只是个挂靠单位，如今再次出现，并且与南高齿、上海玻璃钢研究院这些正儿八经的国产零部件制造商并列出现在同一份资料里……
这，不可能是巧合。
马文斌缓缓将烟头摁进烟灰缸，眸色一寸寸沉下去。
良久，他抬眼，唤来秘书：“帮我查一下这个公司的工商备案信息，越细越好，尤其是近几年的项目接入和合作方。”
秘书看了一眼他面前堆叠着的技术资料与翻阅到一半的调拨单，虽心中疑惑，却也不敢多问，只默默记下公司名称，退出办公室。
1997年，还没有网络企业信息平台，没有“企查查”、没有“电子年报系统”。
工商资料散落在市、区两级工商局的档案室里，查询要跑窗口、填单子、盖章调卷宗。
甚至有些小企业连年报都不上交，信息量几乎为零。
更别说某些公司还是用代理公司注册，层层过桥，查起来比翻旧账还难。
秘书足足花了近一周时间，托人翻了半截深圳市企业资料库，又在港口商会找了一份模糊不清的登记备份，才勉强拼凑出一点线索：
——深航新能源设备服务部，成立仅一年，注册资本偏高，股东登记处显示为一家香港纸面公司，法人代表未能核实。
工商年报缺失，银行流水信息查无来源。
最令人意外的是，在一份设备进口申报文件的副本中，该公司曾备注：“整线采购自荷兰南部一处退役风电零部件工厂，含热压灌注设备一套、主控系统调试线一条。”
于深圳完成重组、恢复试产。
而生产负责人一栏，签字人是：“peter de Jong”，德国裔荷兰人。
秘书将这些打印出来的复印件装进信封，亲手递给马文斌时，
语气带着些微迟疑：“马总工，信息就这些……但看样子，他们确实不是简单的贸易壳公司。有人从欧洲买了整座工厂回来，还请了个外国人管生产。”
马文斌接过那些打印出来的扫描复印件，一张张看着。
光线映在他脸上，他却一动不动，像被这些字卡住了。
良久，他指尖在那行“荷兰旧工厂整体采购”上轻轻点了点，眼底闪过一丝复杂的光。
“居然有人直接买下整座工厂？连生产线都原样搬了回来？”
他喃喃了一句，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空气说。
这不是一般技术人员会做的事，更不像哪家三线民营企业的玩法。
这里面有章法，也有冒险，但最关键的——明显看得出背后有人懂设备、懂工艺、也懂规避路径——清楚地知道该绕过哪些审批口子、该打通哪些灰色接口。
而那个叫“peter de Jong”的外国人……听起来也不是初出茅庐之辈。
马文斌缓缓起身，将那几页纸摞齐，收进信封。
“帮我订一张飞深圳的机票吧，三天后出发。”
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少年没有对某家“边缘小厂”生出如此强烈的好奇心了。
顿了顿，他又补了一句：“我想亲自去看看那家工厂。”
秘书应了一声，又小心问：“那需要我替您联系那家公司吗？看能不能约上厂长或负责人……”
“不必。”马文斌摇了摇头，语气坚决，“我不想打草惊蛇。”
——他总感觉，那个小厂背后藏着一股新的力量，这是一种他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不等命令、不求配额、靠自己“摸出来”的动手能力，在这个逐渐规整化、市场化的时代已经太久未见。
他想去看看，到底是谁有这般魄力，又凭什么敢这么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