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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场并网那天，其实没人放鞭炮，也没人拉横幅。
麦麦提站在塔基下，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头踩灭时，天已经快黑了。
“就这么成了。”他说。
没有剪彩，没有主持，甚至连一张像样的合影都没留下。
但从那天起，地图上的达坂城，多了个新名字——亚洲最大风电场。
谁都知道，这不只是在一块地上建了风机。
那是真正意义上，中国风电的第一块“金字招牌”。
当年冬天，照片像雪片一样飞进各大报社：风场、塔筒、戈壁、夕阳……风机像是一排排静默的士兵，在荒漠里站出了史诗感。
而更大的肯定，是两年后飘来的那张红头文件——
1991年9月4日，北京传来消息：达坂城风电场技术指标优异，运行水平先进，年利用小时数达到2749小时，已达世界先进水平。
15位中外专家，一致签字背书。
麦麦提把那张复印件小心翼翼地塞进了他那本发黄的工程笔记本里，没有告诉任何人。
他合上封皮，只是轻声说了句：“像颗种子。”
的确是种子。
之后几年，全国搞风电的人，不论姓什么、穿什么、隶属哪个单位，几乎都来这儿走一圈。
有的踩过塔基，有的在主控室门口合影，还有的，干脆留下当了技术员。
而其他省份的风电工地上，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新疆人的身影。
风场，悄无声息地成了一所“隐形大学”。
不用学籍，也没课表，毕业证是你能不能站在八级大风里，把一台风机修好。
那才叫“合格”！
但最令人震撼的，并非在这塔筒上，而在风场主控室里。
那年的那天，一群电力专家走进那间小屋时，第一反应就是：“这也太寒碜了。”
一台灰白色的286At微机，孤零零地摆在角落，除此之外，就再无别的器具。
可当谢世齐敲下回车键，屏幕上跳出的数据瞬间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风速、气压、温度、机组状态、运行小时、发电功率……一串串密密麻麻的数字，像是提前穿越了过来。
“主控系统能远程启停、偏航、复位，”
谢世齐一边演示，一边平静地解释，“还能生成风能资源分析、打印利用率报表，就靠这三条数据链路，分别管理风机、风塔和状态检测。”
“这比我们很多水电站都先进。”
其中一位老水利工程语气虽平静，可技术上的压迫感，仍像一拳打在心头。
这不是炫技，是完全的震撼。
来视察的电站专家愣了几秒，回过神只说了两个字：“吃惊！”
相比于谢世齐、张妍他们沉醉于那套让人“吃惊”的数据系统，马文斌最得意的，却从来不是那些屏幕上跳动的数字。
“真正的宝贝，是人。”
他总是这么说，语气一如既往地笃定。
他指的是那个他念叨了无数次的“学校效应”。
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不单单只是风电机组和控制系统的引进，更像是一整套“知识工程”的落地。
合同里被“顺带”捆绑进来的技术服务、翻译教材、培训名额，看上去不起眼，却是真正的伏笔。
丹麦专家一批批来了，本地的学徒一茬茬跟上；
从系统拆解，到现场操作，从理论推演，到实地演练，就像滚雪球一样，一条完整的风电知识链被活生生教会、传授、继承了下来。
“这个项目最大的附加值，”马文斌后来总结说，“不是技术有多先进，也不是数据多漂亮，而是它真正发挥了‘学校’的作用——它不仅培养了新疆本地的风能技术人才，也让全国的风能人受益匪浅。”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比出一个风车旋转的姿势，像是打算把这句话钉进所有人的记忆里。
——
麦麦提并没有因风电场的顺利建立而选择“躺平”，他始终觉得这只是个开始——13台机组的容量，放在后世，实在是微不足道。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风电的顺利并网，确实让他紧绷太久的神经，终于得以松一口气。
哪怕只是短暂的——
至少，他终于能抽出时间去做那件一直搁在心头、却始终没空着手去办的事。
前往南国，去见隆江专利公司设在深圳的办事处代表，为他打算卖出去的那些风电技术——谈出一个好价钱。
“三天一层楼，二十天一座医院！”
——这是人们口口相传的深圳速度，此刻这个改革的窗口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撬动全国的想象力。
但事实上——它早就连这节奏都嫌慢了！
麦麦提抵达深圳的那天，已是春初，虽有寒意，却早已褪去北国的寒风腊月。
鸟语花香。
他在街角站了片刻，看着眼前飞驰的汽车与川流不息的行人，耳边是粤语、普通话、英语交织出的市井交响曲。
相较于他后世踏足时，在城建风貌上有所不同外，但空气里充斥的那种独属于深圳的味道却始终未变——一种混合着机油的金钱味。
他从帆布包里掏出那张折得四四方方的纸，上面写着他要去的地方：罗湖区晒布路，万彩大厦四栋。
关内。
麦麦提忽然眉头一皱，这才想起，在这个时代的深圳，实际上还有“关内”“关外”之分。
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划界，而是行政管控下的真实屏障——为了控制人口涌入、保障特区管理效率，政府在中港之间设有“一线关”，而在特区内外之间，也设了一个“二线关”。
想进罗湖？先去派出所办张暂住证。
否则一旦被查到，轻则罚款，重则带回去“喝茶”，更严重的——抓去樟木头挖三个月石头，再给一张回家的车票。
想想就头皮发麻。
他有些头疼地看着手里的地址，又看了眼街头那间派出所外排成长龙的暂住证办理窗口。
“这地方，居然比鸟市还讲手续。”
他嘟囔了一句，口音在这个城市显得突兀，但也没人留意他。
他提了提帆布包，往队尾走去。
倒也不是没想过“钻空子”，比如跟着一队包工头混进关内，或是托人找个临时证件。但这些法子太慢、太冒险，也不像他现在的作风。
等了不知多久，他终于拿到表格，填上基本信息后，面对“来深事由”一栏，他犹豫片刻，写下“商务合作”。
可等他递上去，那位戴眼镜的老警察却只狐疑地看了他几眼，冷冷地盖了个——“外来务工”。
“我可不是务工撒……”麦麦提忍不住多舌，辩解了一句。
老警察头也不抬：“来这儿的谁不是说商务合作，想发大财？结果不都给人打工？我看你这样子差不离！要不要？不要就下一位。”
“要，要！”他赶紧接过。心里却嘀咕：这里的定性，还从来没变啊。
等办完出来，天色已暗，兜里也只剩几十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