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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直言不讳道：“当苦难成为唯一的主题，当控诉变成固定的模式，文学便从反思退化为表演。就像总在雨天复发的旧伤，起初让人心疼，久了却成了某种刻意展示的疤痕。
更微妙的是，当“悲伤”成为衡量作品深度的唯一标准时，那些真正经历过苦难的人反而沉默了。”
说起苦难，他也有发言权。
毕竟，他在北大荒度过了七年的知青岁月。
如今他身体落下的病根，和那段岁月也不无关系。
可他却从来没有想过抱怨什么。
因为相比付出，他也有收获。
要不是靠着那段岁月挣下的工资，他家里的情况会远比如今更恶劣。
他不能一边享受着这段岁月带来的收获，一边毫不留情的进行批判。
也许其他人可以，但他做不到。
“我小姨也是知青，她看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后哭了一宿。”青年神情复杂，继续道：“可我问她当年在云贵知青的事，她只说‘都过去了，说那些干啥’。”
他的同伴正在翻《燕京文艺》四月新刊，突然指着其中一页：“你看看这个。”
那是《孩子王》的读者来信专栏。一封来自滇省的信写道：“我们农场的老知青读完小说，花了两天时间把小说抄了下来。不是因为里头有多苦，而是因为作者记得——我们在油灯下偷读《代数》的样子，比我们挨批斗的样子更真实。”
“还有，这里还有《孩子王》作者的创作谈呢！”
“买，我对知青文学挺感兴趣的。”
最终，两人各自拿了一本《燕京文艺》去柜台结账。
梁晓生发现，就这一段不长的时间，买《燕京文艺》杂志的读者要比买伤痕文学的多数倍。
至于原因，肯定少不了《孩子王》的加持。
毕竟，这部作品是三月份最火的作品。
哪怕四月份了，这种火热依旧没有消减下去的趋势。
——这就是《孩子王》的不同。
它不回避苦难，却拒绝将苦难神圣化。当伤痕文学的主人公在雨夜痛哭时，《孩子王》里的主角正忍着疼痛教给孩子上课。
当其他小说描写红兵撕书时，这篇小说却在写乡村教师是如何传承知识的。
正如扎西多（查剑英）在文艺报上写的批评文章所说：“《孩子王》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可能——不是‘我们被毁掉了什么’，而是‘我们拼命保住了什么’。”
书店里，梁晓生突然摘下眼镜擦了擦。
在书店的这半个多小时，他收获颇丰，他的心中也有了答案，似乎到了离开的时候。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发现有位读者要求购买《孩子王》的单行本：“同志，我就要这一篇的有吗？”
问到原因，这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笑了笑：“我想寄给我的朋友，他也是乡村教师。”
众人闻言，不由肃然起敬。
梁晓生回到北影厂宿舍，他已经知道自己该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了。
“知青文学，这才是真正适合我的题材！”
他想起在北大荒时，听老战友说过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的背景是在上山下乡开始的时候，某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副指导员一个来自南方大城市的小姑娘，在连队连年歉收的情况下，仍未动摇屯垦戍边的信念。
她立下军令状，率领先遣小队向未开垦的“满盖荒原”进军，率领十几个开垦者与狼群搏斗，与雪暴斗争，终于战胜了“鬼沼”。
当第一场春雨降临到她们开垦的乌油油的沃土时，副指导员却和两名与她同样年纪的同伴不幸牺牲，长眠在那片沃土。
越思考，梁晓生越觉得这个故事特别适合自己。
当时，广大知识青年是怀着无比崇高与神圣的心情，饱含创业的激情与建功立业的英雄壮志由城市来到农村。
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把满腔的热血和赤诚都奉献给了“插队”的那片热土，有的知青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如果像伤痕文学，直接否定了上山下乡，那对于他们这些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的岁月，他们近乎痴守的基本信念，岂不是要受到根本性的否定和动摇。
这些，梁晓生曾经没有仔细思考过。
毕竟《伤痕》和《班主任》发表时，他也看得热泪盈眶。
等到这类作品越来越多，他越发觉得不对劲。
直到《孩子王》发表，知青文学的概念提出，他才终于明白自己内心的不适源于哪里。
那是对他七年知青生涯的背叛！
“还好，还好中国文坛出了个胡为民啊！”
要是没有胡为民，他可能已经被伤痕文学转变信念也说不定。
真要是背叛自己的信念，以那段经历为耻，他又如何立足于当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