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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与重男轻女的思想战斗，她拼尽全力考进北京，给父母长了脸，证明“女儿不比任何小子差”。
长大后又要与传统的婚恋观战斗，敌人是看不见的世俗，一旦战败，就意味着过往的战绩全部清除。
她不再是父母的骄傲，不再是优异的学子，她只是一个“没有结婚的不正常人”。
邱华梅投降了，她选择逃亡。
·【4】
在中国，婚姻被赋予了很多含义。
结婚被称为“成家”。似乎只有结婚的形式，人们才能正式地从原生家庭中分裂出来，组成新的小家。
结婚背后，也不仅仅是感情的水到渠成，而是三个家庭的往后余生。
28岁的徐敏，就这样挣扎在家庭与家庭之间。
徐敏是地道的北京女孩，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目前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在北京有房有车，长相清秀可人。
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她就走进相亲市场。她的问题不是“找不到对象”，而是长辈的催促带来的焦虑。
“我27岁都有你了，你看你28岁还没找到对象。”母亲时常挂在嘴边这句话。
她在相亲大会上认识了一个男生，中学在北京101中学就读，又在英国读的硕士，毕业后回到北京成为了一名公务员。
徐敏对男生很满意，她在饭桌上提起对方的条件，母亲听完，第一句话就是：“他家是北京的？”
徐敏说不是，男生老家是黑龙江的，只是父母在北京工作，男生从小就跟着父母在北京生活。
母亲面露不满：“那先互相了解吧。”
在徐敏的恋爱经历中，因为母亲不同意而分手的，占据80%-90%。“我顺从惯了。”徐敏袒露。
事实上，徐敏父母的结合也是来自于上一辈的逼婚。
母亲曾对徐敏说，自己与徐敏父亲从认识到结婚不过三个月的时间，而他俩能结婚的首要因素就是“家庭条件差不多”。
30年快要过去，母亲又将身上的枷锁，套在了女儿身上。
徐敏上一次和母亲产生争执，也是因为母亲的干预。
当时她开着车，和母亲聊起感情。
她觉得对方的条件很好，但母亲不认同。两人大吵一架，母亲摔了车门就走，徐敏坐在车里，又委屈又生气，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下。
她想起自己两三岁的时候，和母亲去菜市场买馒头。中途母亲拉着她回家，她不想走，母亲直接放开小徐敏的手，扭头就走。
“不听话就意味着被妈妈抛弃。”这种感受深深地驻扎在她心里。
她去看心理医生，医生问她，当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的成年人，回想那时的母亲，最想对她说什么。
徐敏想了一下，说：“妈妈我以后听话，你不要把我扔了。”
强势的母亲，压抑的家庭，找不到话语权的徐敏只能听从母亲的指示，在相亲网站上一遍遍搜索新的对象。
她输入自己的择偶标准：身高175cm以上，不接受农村家庭……
28岁的徐敏还有选择的余地，对36岁的盖琪来说，情势则更加紧张。
盖琪成长于书香世家，学文学出身，在北京一所大学当助理教授。
多年前，她的父亲身患帕金森，为给父亲治病，家里几乎掏空了所有积蓄。
被迫长大的盖琪挑起家里的重担，生活所迫，无心恋爱。
那时，她对婚姻有一个明确的指标：要有房子。房子对她来说，是一种生活上的保障，代表着安全感。
直到30岁后，盖琪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如果真的没有那个很合适的人出现，那么我到底是保持单身，还是对生活妥协。”
通过后来的发展来看，她似乎是妥协了。
36岁这年，她火速与一个恋爱不久的男人结了婚。对方来自农村，比她小很多，成长的环境天差地别。
她曾问过丈夫：“我的年龄会不会对你造成困扰？”对方直白地讲：“会有困扰。我能接受未必别人也能接受，包括我的父母、家人。”
年龄一度成为两人交往之间的阻碍，可能否白头偕老的重要因素，却根本不是年龄。婚姻面对的危机数不胜数，更遑论人生。
既然如此，那就试着结婚吧。
结婚当天，母亲对盖琪说：“这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的习俗，咱们逾越不了这个旧俗，还是得走常人都走的路。”
婚礼现场没有感动落泪，也没有山盟海誓，新娘盖琪拿起话筒发言，脸上带着微笑：“我还是比我想象的要激动的……我就想跟你去拥有和创造，最世俗的幸福。”
结婚不到一年，她怀孕了。
那时，广州大学向盖琪发来邀约，再加上广州的气候比较适宜盖琪的母亲休养，她有些心动。
盖琪的丈夫趁机游说她：“广州房价相对没有那么高，更适合养一个孩子。”盖琪答应了。
她成为了母亲。
看上去，盖琪的生活好像步入传统观念里的“正轨”。她如此形容自己的生活：如果结婚前生活是丰富有趣的，结婚之后，生活的很多时候是无聊的，但是更幸福。
一日三餐，三人四季，寻常生活不过如此。可幸福与否，冷暖自知。
回想结婚那天，盖琪说：“你总要放弃一些东西，结了婚也要放弃一些东西。”
·【5】
盖琪的学生曾问她，是否认为婚姻是一个成功的结局。
盖琪的回答是：“我从来没有happy Ending（幸福的结局）的期望，在这个点上，我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
婚姻的结局是否圆满，对盖琪来说无关紧要。她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优渥的收入，有承担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至于婚姻本身，只是人生旷野里的一座围城，盖琪选择进城逛逛，而邱华梅要绕路而行。
“只要不结婚就是个不正常的人，任何人都可以说你，四面八方都是声音、都是嘴巴。我想过一种没有这些声音的生活。”
2017年，36岁的邱华梅，决定去法国留学。法国是个浪漫多情的国度，她喜欢浪漫。
她对父母说了自己的打算。一开始，父母有些不知所措，他们还不明白女儿的离开意味着什么，但“村里第一个留学生”的身份，又让邱华梅的父亲有些心动。
两天之后，父亲对邱华梅说：“去吧。”
出国之前，邱华梅回了趟老家，喂完了在笼子里的鸡，和亲人一一话别。
离别来临的那一刻，所有矛盾都已让步，邱华梅体会到难得一见的温情。
姐姐问她出国的钱够不够，不够的话要向家里说；
母亲叮嘱她在国外要注意安全，问路的话要认准警察，不要求助陌生人；
父亲与她回忆起自己上学的年代，在他久远的记忆里，学校的老师都被饿跑了。
他对邱华梅说：“我没有男孩，我只有闺女，那时候都比人矮了半截。我是个好强的人，别看我生了闺女，我这些闺女要比小子们中用。”
如今，邱华梅实现了他的愿望。
鞭炮声中，邱华梅离开了家。
车辆启动，那个她爱过、拥护过、怨恨过、逃离过的老家渐渐远去，她流着眼泪，但那个幽灵般的过去已被她抛在身后。
重回大学教室，邱华梅的人生迸发出新的活力。她骑着单车回家，在旷野里穿行。
一切人类的闹剧都仿佛安静下来，她像鸟儿一般，飞出镜头，飞向她自己的山。
邱华梅在法国读完书后，又去了德国进修。她在德国成立了自己的律所，也遇到了心爱的人。
时间一晃而过，一切好像都被按下了加速键。
人生的步履匆匆忙忙，人们赶着求学，着急毕业，急于求职，盼望退休。
当人生浓缩成一条既定的轨道，相亲的节奏也随之越来越快。
“配对”不再靠浪漫的荷尔蒙，而是大数据的换算。
人们为寻找对象设置了一道道标准，也给自己加上了一层层标签。
但我们都忘记了，所有的标准都是给不爱的人，而爱是接纳和偏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