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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征大军的到来，大帝的遗体一并到达，举朝悲痛是肯定的，不过，当务之急是要新君赶紧即位，毕竟“国不可一日无君”，有西征大军和2名顾命重臣（出伯、南必）在此，真金的即位倒没有什么波澜。
不过，即便早年因为大帝的不满和李檀、王文统之事的牵连，在蒙古、色目贵胄集团内有人主张趁机废掉太子，但后来大帝听从汉臣意见，并没有随意废立太子，真金的太子皇储之位还是稳固的。
所以，原先主张废立的人也逐渐没了声音，如今大帝崩殂，即便没有西征大军和顾命重臣压阵，也没什么人对真金即位表示反对，更别说叛乱了。
但是，真金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特别是早年因他跟李檀、王文统叛乱之事有牵扯，大帝几乎废了他的太子之位，此后，他便患上了肝病，惊恐郁结，大大损伤了肝脏，以致长期浑身无力、脸色蜡黄，如今年纪上来，更显憔悴。
真金一即位，便忙的不可开交，先是遵照儒家传统，举国为先帝发丧，谕令要到达帝国统治的每一个边远县、宣慰司和藩属国，然后按儒家仁政理念，大赦天下，接着便是一件棘手的事，给大帝上庙号。
按说，元这个国家的称呼来自大帝，《易经》说“大哉乾元”，大帝在击败阿里不哥后就采用了金莲川幕府中汉臣的这个建议，于是，原先的大蒙古国中最大最富饶人口最多的这个地方就被称为“元”，但不再是游牧汗国，而是正宗的农耕帝国。
以枢密使史弼为首的北地汉侯世家们的意见，既然大元是大帝开创的，那称为“祖”也没什么问题，只是称为“太祖”还是“高祖”没有定论。
但是蒙古、色目贵族们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创建帝国的是成吉思汗，元帝国也只是大蒙古国的传承，而且还只是一部分，所以他们的意见，只有成吉思汗可以称为“祖”，最多是窝阔台大汗；
后面的无论拖雷、蒙哥还是大帝，都只能称为“宗”，不过他们在庙号“世宗”还是“高宗”上也没形成一致意见。
顾命的2人也犯了难，出伯认同北地汉侯们的意见，认为可以称“祖”，此时已是太子的帖木儿也很赞同，但是无论称“太祖”还是“高祖”好像都不太合适。
南必则倾向蒙元和色目贵族们的意见，尽管她认为大帝很伟大，可以说前无古人，但她还是认为在成吉思汗已经被奉为大蒙古国“太祖”后，又出现一个“太祖”不太合适；
虽然国号不一样，但谁也不能否认，“大元”确是“大蒙古国”的继承，所以她倾向庙号为“宗”，但又对“世宗”和“高宗”2个庙号都不太满意。
现在，在史抗和刘兰璋等人的要求下，只能等脱不花和伯颜到达后再确定庙号的事。
原先在大帝崩殂的第二天，出伯和南必就向日本和安南发出了遗诏，但脱不花因为山高路远，接诏后人马足足走了4个多月才来到大都，此时，新君已经即位1个多月了。
而伯颜则是因为范文虎带第二批军民（只有少量老弱签军，基本上都是妇孺）到达北九州后，张弘范又要紧守八重岳和神代浮桥，击败日莲法师和南九州4藩的7万联军，又要安置前后2批到达北九州的15万军民，所以累倒了；
伯颜本已奉诏准备从长门回大都，但听说后，怕张弘范在这关键时刻离世，因此，专门跑到北九州大宰府去看望张弘范。
见张弘范瘦的只剩下几根骨头，怕是来日无多，伯颜也是心情沉重，他跟张弘范商议后，决定把刘复亨从赤坂城调回，洪茶丘守赤坂，前线大军则全部交由忻都统领，留守日本海的水军全部交由史柱统领。
虽然此时元军已经打到关东平原附近，但实际也已成了强弩之末，伯颜吩咐，在他回来之前，暂时不要向关东进军。
伯颜同时又把杜充从辽阳调到北九州，专门负责移民的安置和北九州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
如此一番作为下来，原本从长门到大都只要2月时间即可，结果也是足足过了4个月才到达大都，甚至比脱不花还晚了几天。
等到伯颜和脱不花都到达大都后，根据南必太后的懿旨，9月底的一天，出伯、伯颜、脱不花、史弼、史抗和刘兰璋来到大内正殿（大明殿）参加南必太后、新君真金和新太子帖木儿的问对。
伯颜和脱不花确实有很多军国大事要奏报和商议，但之前太后懿旨说此次问对是先定先帝的庙号，军国大事改日再议，伯颜和脱不花只好把原先已经做好的沙盘放在驻地，只带个别亲随前来参加问对。
说到先帝的庙号，伯颜和脱不花都有不同程度的汉化，他们跟出伯和太子的意见一致，认为先帝既然将大蒙古国改为大元，那上的是大元的庙号，称为“祖”并无不可，已是皇帝的真金也是这么认为的；
至于称什么“祖”，这几个认为庙号可称为“祖”的人却没有一致意见，关键是大帝在世时，已给祖父成吉思汗上了“太祖”的庙号，不可能本是相互传承的2朝又跑出一个“太祖”来。
南必本是表示反对的，但见众人都是这个意思，哪怕代表蒙元色目贵胄的诸人也没有反对意见，也就同意了大家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