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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吉发跑了几十家铺面，将从江夏带来的货物都销售得差不多。一百担的货物，总价值不过三百两，利润也不过百八十两，算不上厚利。而且这还是捎带了过年的便利和高价，平时肯定更低。
如果再考虑他本就是搭了顺风船，若是自行雇船，再加上应付钞关水匪的支出，以目前的技术条件和政策条件，从江夏搞大宗货运到南京，看起来并不赚钱。
但大宗货运必然是要搞的。工业化离不开物流，离不开自由市场，无论是技术难题还是政策难题，陈吉发都要想办法破解。只有实现了原始的工业化，文明世界面对游牧民族才会拥有绝对的技术优势，近代组织模式面对封建皇权才会拥有绝对的制度优势。
目前来看，以江夏为基地，用商品辐射江南的想法还是有些想当然了，南京这边，必须着手部署新的生产基地，利用技术代差和管理代差，打成出本优势。
既然打算要在南京搞个新的产业基地出来，那便不是在城中租个院子临时过渡的事情，要从长计议。
陈吉发退了客栈，用回到手中的货款，在南城长干里盘下临河的三进院子，打算将这里作为南京常驻的居所。
安顿下来后，陈吉发拎着提前准备好的礼物，连带连夜磨制的水晶银镜，前往长干里的里正家中拜望。
古时政令不下乡，县以下的治权，掌握在乡绅地主手中。
乡绅地主的通过血缘家族控制人口、农田、资产，从而控制地方。
比方说陈吉发在江夏经营的苏家湾和王家村，便是以宗族治乡里。
在城市里，这些乡绅地主转化为里正及其宗亲，往往又担任衙役、捕快、税吏等底层吏目，使他们对基层的控制更加严密。
像陈吉发的舅舅赵天河，本不过是捕快，但因为世代操持此业，在县里与众多方面沾亲带故，也算是个人物，能影响一县格局。
这些乡绅地主，里正小吏，便是封建统治的根基。
他们是封建王权制度下的受益者，是封建价值观念的维系者，是官僚士大夫阶层的群众基础。
这些人是封建皇权下真正的“民心”，是天下万民利益的代表者。
与此同时，乡绅地主和吏目阶层也是封建王朝社会问题的根本病灶。
由于乡绅地主的阶级属性，使得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对土地有着牢不可破的信念，使得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热衷于土地兼并，以此来作为财富聚集、知识垄断的手段。
这个过程，加速了封建皇权国家的阶级固化和制度腐朽。
任何王朝的长治久安，都必然伴随着中央皇权同地方治权的反复博弈，亦即封建统治的自我巩固与革新。
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最终崩解，都必然伴随着中央皇权或者地方治权之一的彻底土崩瓦解。
当地方治权不再，国家机器将失去活力，无法进行有效改革和军事动员，最终被外敌征服；当中央皇权扫地，政令不出京城，地方豪强并起，军阀割据，祸乱天下。
直到20世纪，近现代国家通过建立乡镇一级基层政权，又通过免除农业税、徭役等一系列削弱基层治权的手段，才彻底瓦解了这个阶层，走出了这个循环。
而在崇祯七年的长干里，里正恰恰是这片街坊的土皇帝，在这方寸土地上，代行皇权。
南城里正姓钱，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
在陈吉发前世的时代，这个年纪刚刚退休，正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温馨时光。
而在大明末年，六十多岁已经算是高龄，陈吉发辗转见到的，是个土埋了半截的糟老头子，身着青色绸衣，端坐在太师椅上，面无表情。没牙的嘴皱得像菊花。耳朵不太好，旁人对他说话得靠喊的，口音很重，舌头还捋不直，说话稀里糊涂，听不清楚。
能在江宁做里正，来头都是不小的。
钱家在江宁也是望族，出了好些个进士，如今在朝里还有人做官。
钱老爷子属于钱氏旁系，年轻时也入过府学，考过县试，但后面科举多年没能中举，就断了念想，回乡安心管理地方。
这经历与苏茂才苏秀才大同小异，大明朝的这些乡绅地主，也大多如此这般。
“钱老先生，小民陈吉发，自武昌来，想在南城办家作坊，做些粮食、布匹的营生，还请老先生行个方便。”
钱老太爷用本地土话哼哼唧唧说了一通，陈吉发愣是没听清这是人言还是鬼话。
好在老头身后有一中年男子，充当翻译。
“老爷子说，做生意没问题，要守本分，要讲规矩。治安、洒扫、修路、架桥，按毛利的一成收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应该的。”
那钱老太爷又叽里咕噜一阵，中年人翻译道：
“每年的税银按律是三十税一，但官府要收火耗，税吏的行脚费、茶水费也要均摊，长干里的规矩，是十五交一，没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