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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三年（620年），暮春三月的暖风轻拂着长安城。唐高祖李渊刚刚完成华山祭祀大典，怀着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与祈愿，缓缓踏上归程，回到了这宏伟壮丽的长安城。
此次华山祭祀，意义非凡。它不仅是一场庄重的宗教仪式，更是李渊向天下昭示其统治合法性与权威性的重要举措。祭祀归来，李渊的心中便谋划着一桩关乎国家治理与战略布局的大事，即设置益州道行台，将益州、利州、会州、鄜州、泾州、遂州六个总管府划归其管辖。
在正式批准设置益州道行台之前，朝廷内部进行了细致而周全的前期准备工作。这一重任主要由尚书省负责。尚书省作为唐朝中央政府的核心行政机构之一，掌管着全国的政务与官员任免等重要事务。在设置益州道行台一事上，尚书省的官员们精心筹备，从人员调配到地域规划，从资源整合到制度设计，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反复的商讨与论证。
益州道行台，乃是唐朝初期设立的一种特殊地方行政机构，其级别颇高，仅次于中央政府，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和自主性。
“道行台”这一名称，蕴含着深刻的政治与军事意义。“道”，在唐朝初期是一种监察区或行政区划的概念，代表着一定的地域范围；“行台”则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台尚书省，是一种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相对固定的地方行政机构。
益州道行台的设立，旨在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管理与控制，维护地方的稳定与安全。被划归益州道行台管辖的六个总管府，各自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
益州，即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市一带。成都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以来便是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唐朝时期，益州更是西南地区的重要政治、军事重镇，其繁荣程度可见一斑。
利州，位于今天的四川省广元市一带。此地地势险要，为川陕甘三省的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古代，利州常常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维护西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会州，大致在今天的甘肃省靖远县一带。它地处黄河上游，是连接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的重要通道。在唐朝时期，会州不仅是军事防御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场所。
鄜州，即今天的陕西省富县一带。鄜州地理位置优越，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同时，它也是关中地区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缓冲地带，在维护唐朝北部边疆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泾州，位于今天的甘肃省泾川县一带。泾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唐朝时期，泾州是关陇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唐朝中央政权的稳定以及促进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遂州，即今天的四川省遂宁市一带。遂州地处四川盆地中部，水路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它在益州道行台的管辖范围内，为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设置益州道行台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方面，西南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情况复杂。通过设立益州道行台，可以更加有效地管理这一地区的政务、军事和民族事务，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促进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另一方面，益州道行台的设立也有助于唐朝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西南地区作为唐朝的边疆防线之一，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益州道行台的存在，使得唐朝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边境局势，保障国家的领土完整。
从军事角度看，当时天下局势尚未完全稳定，西北、西南等地区仍有割据势力存在。益州道行台的设置，使得唐朝能够加强对这些地区的军事控制，有效整合军事力量，形成对敌对势力的战略威慑。在经济方面，益州等地区资源丰富，农业、手工业发达，通过行台的统一管理，能够更好地整合经济资源，促进地区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为唐朝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时，益州道行台的设立也有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巩固唐朝的统治基础，为进一步统一全国创造有利条件。
除了益州道行台之外，在唐朝初期还设立了其他一些道行台。例如，陕东道大行台，负责管理关东地区的政务；河南道行台，管辖中原地区的各项事务；淮南道行台，掌管淮南地区的行政管理等。这些道行台的设立，构成了唐朝初期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唐朝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渊批准设置益州道行台这一决策，体现了他对国家治理的战略眼光和对西南地区的重视。这一举措不仅对唐朝初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世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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