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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进剿的皇甫嵩、朱儁军部，虽略有败绩，但基本荡平了汝南、颍川和陈国等豫州的黄巾军。
豫州大地上蒸腾着血腥与焦土混杂的气息。
皇甫嵩站在汝水北岸的土坡上，望着远处尚未散尽的狼烟，深褐色的战袍下摆凝结着暗红的血渍。
这位北地良家子出身的将领，此刻正用布满老茧的手指摩挲着腰间的环首刀，刀刃上细密的缺口见证着两个月来二十三场大小战役的残酷。
在他身后，三丈高的辕门旌旗下，十数面残破的军旗在热风中猎猎作响，边角处还沾着颍川郡特有的黄褐色泥土。
当豫州捷报尚未抵达雒阳时，荆襄大地的震动已经让南宫的椒房殿簌簌落灰。
南阳郡治宛城，这个光武皇帝龙兴之地的城垣上，此刻飘荡着绣有“苍天已死”字样的杏黄旗，引得朝廷振动。
三公九卿的朝会上，太尉张温捧着八百里加急的帛书，双手竟微微发颤——南阳黄巾渠帅韩忠不仅攻占了帝乡的宗庙，更在育水河畔掘出了高祖斩白蛇剑的仿制品。
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让原本就脆弱的朝廷威信雪上加霜。鉴于南阳是皇室故乡，非同小可。
朝廷即可命令朱儁向西去南阳平乱，皇甫嵩则北上兖州，继续征剿。
朱儁的移师堪称东汉末年最经典的战略机动。
这支刚从豫州战场撤下的疲兵，七日内强行军四百二十里，沿途征调汝南袁氏、颍川荀氏等大族坞堡存粮，竟在六月廿九日拂晓准时出现在淯水东岸。
当朱儁在南阳苦战时，皇甫嵩的北进之路却布满荆棘。
兖州黄巾渠帅卜己显然吸取了豫州同道的教训，这个曾在泰山郡做过铁官徒的悍将，将主力化整为零散布于济阴、山阳的丘陵地带。
七月酷暑中，官军的玄甲在烈日下烫得能烙熟面饼，而叛军却依托错综复杂的矿洞暗道神出鬼没。
而在颍川大破黄巾后，曹操辞别皇甫嵩、朱儁，率所部返回。曹操自立功以后，封为济南国相，位列二千石序列。
这个新任国相甫一上任，便以雷霆手段整肃历城巫祠，收缴的铜钟铁器悉数熔铸为箭镞。
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中原时，益州快马送来的帛书让尚书台的铜漏都仿佛凝固。
关东激战，而遥远的巴郡爆出叛乱，为首的叫张修，是后世被称为五斗米道的首领。
张修杂糅了汉羌民间巫术道法，“修法略与角同”。受黄巾起义激励，最终在这个关键时刻起事。
巴郡江州城头，五斗米道的杏黄旗以某种诡异的角度垂挂着，旗面上用朱砂绘制的北斗七星在烈日下泛着血红。
张修的起事檄文别具特色，除却“汉运已终”的常规口号，更多了“米一斗，延一纪”的教义宣传。
这种将道教养生术与现实利益结合的手段，显示出比太平道更精妙的组织技巧。
地方志《华阳国志》补遗卷记载，张修部众的装束与中原黄巾大异其趣：“皆披绛衣，头戴鹿角，持桃木剑”。
这种融合汉羌巫俗的装扮，在作战时配合铜鼓、骨笛的诡异音律，给平叛的郡兵造成极大心理压力。
更棘手的是其“行军散米，聚众施符”的传教方式，往往官军未至，沿途村寨已望风归附。
近年巴中出土的东汉镇墓文陶罐上，“张修”之名与“三官手书”并列，可见其信仰渗透之深。
颍水河畔飘着细碎芦花，
正在煮茶的郭嘉手腕微顿，青瓷茶盏里浮起几片鹅黄芽尖。“让商队把旗号换成'颍川士族赈灾'。”
他吹散茶雾，“叫伙计提十二口铁锅，在城外支起粥棚。”
豫州大地，黄巾残部仍在流窜。郭氏商队的牛车在官道排成长龙，玄色旌旗上金线绣着“济世安民”四字。
当典韦拎着双戟出现在粥棚前时，抢粮的流民吓得四散奔逃，却见那凶神恶煞的汉子竟蹲下身，亲手给老妪舀了碗粟米粥。
“公子这招高明。”戏志才翻着新到的邸报，“咱们在汝南郡收购的田产，比上月多了三成。”
他指着舆图上星星点标记，“那些逃亡的豪族，宁愿半价卖给商队也不留给黄巾。”
郭嘉在全国各地的商队利用各地剿匪，趁机壮大势力，收购各地区逃跑地主产业。
同时与地方官达成合作，拿到许多抵押的官方产业。
商队在各地驻扎地开起客栈，许多受到战争影响的客栈主人，也暗地里成为郭氏的产业。一时郭家的客栈产业几乎接近遍布全国，这些客栈成为日后的情报中心。
晨雾尚未散尽，三十辆桐油浸过的榆木货车碾过陈留郡的官道。
货箱外侧用赭石粉画着颍川郭氏的飞燕徽记，内里夹层却藏着三百套精铁环锁铠。
商队首领勒住缰绳，目光扫过道旁倒伏的焦黑麦秸——那是昨夜黄巾溃兵焚烧的痕迹。
青州平原郡的田契交割正在糜家别院秘密进行。
郭氏账房先生用紫毫笔在鱼鳞册上勾画时，二十里外的黄河渡口正漂着三具裹绸缎的尸体。
那是最后三位拒绝出售祖产的王氏族人，他们乘坐的乌篷船底不知何时多了个碗口大的窟窿。
襄阳城西市最大的绸缎庄悄然换了东家。原主人此时收到盖着荆州牧印鉴的债契。戏志才抚摸着新制的竹纸账本，上面记录着本月收购的第十七处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