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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20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政治局会议。
会议室里弥漫着未散尽的雪茄烟雾和紧张气氛。长桌中央摊开着三张巨大的清单：红色的“重工业设备引进清单”、蓝色的“军事技术转让清单”、以及被单独放在一旁的、只有寥寥几项的绿色“农业相关清单”。农业人民委员雅科夫·雅科夫列夫的手指重重敲在那张绿色清单上，骨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同志们！”他的声音在橡木镶板的会议室里回荡，带着乌克兰口音的俄语显得格外激动，“看看这些清单！我们从联合帝国引进了五千台拖拉机，但都是‘复兴-25型’工业用重型拖拉机，每台重八吨，油耗惊人，根本不适用于乌克兰的黑土地！我们从德国引进了三百台联合收割机，但都是克虏伯公司为阿根廷潘帕斯草原设计的宽幅型号，我们的集体农庄田埂太窄，根本开不进去！”
他抓起绿色清单，在空中挥舞：“而化肥呢？农药呢？灌溉设备呢？一样都没有！我们花费了四千万卢布引进英国的巡洋舰炮塔旋转电机，却不肯花四百万引进联合帝国金龙集团（食品垄断，1848年建立）的化肥生产线！同志们，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适合的农业机械，我们怎么推行农业集体化？难道要让农民用木犁和镰刀去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粮食指标吗？”
会议室陷入短暂的寂静。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皱眉看向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后者正低头翻着厚厚的贸易协议副本。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推了推眼镜，轻声说：“雅科夫·阿尔卡季耶维奇，您说的有道理。但我们必须考虑优先级。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是苏维埃的脊梁，没有坦克、飞机、军舰，我们拿什么保卫革命成果？”
“可没有面包，革命成果保卫了给谁吃？”雅科夫列夫猛地站起身，双手撑在桌上，“1929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刚刚过去，乌克兰的农民为什么不愿意交粮？因为产量太低！一公顷黑土地只能产1.2吨小麦，而联合帝国漠北行省（首府库伦）的国营农场用化肥和改良种子，一公顷能产3吨！如果我们不引进农业技术，不提高产量，农民凭什么加入集体农庄？难道要永远用强制手段征收粮食吗？”
他转向斯大林，声音低了下来，但更加沉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去过乌克兰。您知道第聂伯河沿岸的土地有多肥沃，但您也知道，我们的农民还在用十九世纪的方法耕种。我从基辅来莫斯科前，见到一个老农，他指着从联合帝国进口的‘复兴-25型’拖拉机问我：‘委员同志，这东西一天要喝五十升柴油，我们全村一年的柴油配额都不够它喝十天。为什么不给我们买小一点的、烧煤油的拖拉机？’我答不上来。”
斯大林一直安静地听着，手中的铅笔在便签本上无意识地画着圈。等雅科夫列夫说完，他才缓缓抬头：“雅科夫·阿尔卡季耶维奇，你说得对。但我们不引进农业设备，不是因为我们不需要，是因为我们买不到合适的。”
“买不到？”雅科夫列夫愣住了。
“米高扬同志，你解释。”斯大林示意。
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站起身，从公文包里抽出三份加密电报：“第一份，来自联合帝国农业大臣王鸿福（南洋党人）的私人回复。他表示，联合帝国南洋联邦（首府雅加达）的橡胶种植园使用的‘热带型’小型拖拉机和化肥，不适合苏联的气候和土壤。而联合帝国本土使用的农业机械，全部由南方党控制的华鼎集团（纺织垄断，1817年建立）的农业机械部门生产，但该部门与北方党的复兴重工（机械制造垄断，1798年建立）是竞争关系。如果我们大规模采购华鼎的农机，会得罪刘本忠（财政大臣，北方党人）——他正在为我们争取特种钢材的出口许可。”
“第二份，来自德国IG法本公司的报价。他们愿意出售合成氨化肥生产线，开价八百万马克。但附加条件是，我们必须同时采购他们滞销的苯胺染料——这些染料会污染土壤，我们农科院明确反对。而且，IG法本要求用乌克兰小麦支付，价格是国际市场价的70%——这意味着我们要用三吨小麦换一吨化肥，不划算。”
“第三份，最麻烦。”米高扬的声音压低，“来自美国孟山都公司的秘密接触。他们愿意转让新型农药‘滴滴涕’的生产技术，开价只要五十万美元。但条件是，苏联必须在五年内禁止从联合帝国东方橡胶公司（橡胶垄断，1854年建立）进口天然橡胶——这直接触及南洋党党首杨康的利益。如果我们答应，杨康就会在联邦议会否决我们对联合帝国的所有贸易协议。”
雅科夫列夫颓然坐下：“所以……农业设备成了政治筹码？联合帝国的南方党和北方党用它来博弈，德国和美国用它来敲诈，而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
“不全是。”斯大林终于开口，他站起身，走到墙上的苏联农业区划图前，“雅科夫·阿尔卡季耶维奇，你知道联合帝国为什么能在漠北行省（库伦）那种高寒地区实现粮食高产吗？”
“因为……他们引进了加拿大和北欧的耐寒作物品种？”
“不只是品种，”斯大林的手指从莫斯科划到勒拿河，那是苏联与联合帝国的漫长边界，“我去年看过一份绝密报告，是军情总局从联合帝国东西伯利亚总督辖区（首府伊尔库茨克）搞到的。他们在北海（贝加尔湖）沿岸建立了十二个农业试验站，培育出了能在零下三十度生长的春小麦，亩产是普通品种的三倍。用的什么技术？组织培养、杂交育种、土壤改良——这些技术，他们是从哪里学来的？”
会议室里的人都竖起耳朵。斯大林转身，目光锐利：“1905年，联合帝国农业代表团访问丹麦，带回了全套的乳畜业技术；1912年，他们从美国引进玉米杂交种；1920年，从荷兰引进温室种植技术。但最重要的转折点是1923年——李光首相亲自批准，从日本自治领（首府东京）引进了一套完整的‘精耕细作’体系，包括水稻旱作、轮作间作、绿肥施用。日本自治领总理币原喜重郎（日裔）当时提出抗议，说这是‘掠夺技术’，但联合帝国议会强行通过了技术转让法案。”
他走回桌边，拿起那份薄薄的绿色清单：“所以，我们走错了方向。我们不缺大拖拉机，缺的是适合苏联国情的小型农机；我们不缺通用化肥，缺的是针对不同土壤的专用肥料；我们不缺农药，缺的是病虫害综合防治体系。而这些技术，不在联合帝国的北方党或南方党手里，在——”
“日本自治领和朝鲜自治领！”雅科夫列夫脱口而出。
“对，”斯大林点头，“日本自治领的‘关东型’小型拖拉机，自重只有两吨，烧煤油，适合小地块耕作；朝鲜自治领的水稻旱作技术，可以在伏尔加河下游推广；他们的有机肥堆制技术，能让我们用牲畜粪便和秸秆生产廉价肥料。最重要的是——日本和朝鲜是联合帝国的海外自治领，不是主权国家，没有独立的外交权。我们和他们谈判，不需要担心触及联合帝国四大党派的敏感神经。”
会议室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古比雪夫快速计算着：“日本自治领的农机价格只有联合帝国本土产品的三分之一，朝鲜的农业技术转让费可以实物支付……但这需要联合帝国中央政府批准吧？”
“不需要，”米高扬插话，他显然已经做过研究，“根据《联合帝国海外领地自治法》第38条，海外自治领在经济和技术合作方面有自主权，只要不涉及军事和战略物资，不需要帝都批准。日本自治领总理币原喜重郎去年就私下向我们表达过合作意向——他们想摆脱对联合帝国本土市场的依赖，开拓苏联这个新市场。”
“但日本自治领的工业能力有限，”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提醒，“他们能提供的农机数量，恐怕满足不了我们两百万个集体农庄的需求。”
斯大林笑了，那是一种猎人发现新猎物的笑容：“所以我们不只要日本的技术，还要日本的工程师，日本的技术员，日本的农业专家。我们邀请他们来苏联，在乌克兰、北高加索、西伯利亚建立农业示范站，手把手教我们的农民。我们可以用西伯利亚的木材、远东的鱼获、中亚的棉花支付报酬——这些东西，日本自治领都需要，但通过联合帝国本土进口要被征收高额关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