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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要卖坦克生产线?好,我们要。但克虏伯必须同时转让‘豹’式坦克的倾斜装甲设计图纸,以及柴油发动机的涡轮增压技术。作为回报,我们可以承诺,五年内不从联合帝国的复兴重工(机械制造垄断,1798年建立)采购任何装甲车辆——复兴重工的‘猛虎’坦克,可是克虏伯在亚洲市场的头号竞争对手。”
“法国要卖火炮设备?好,我们要。但施耐德必须提供‘M1897’型75毫米速射炮的液压反后坐装置专利。我们可以用乌克兰小麦支付,但价格必须是国际市价的90%,不是85%——我们要让法国人知道,苏联的小麦,不是他们可以随意压价的滞销品。”
“美国要建汽车厂?好,我们要。但福特必须转让‘V8’发动机的全套技术和生产线。我们可以采购德克萨斯原油,但必须用卢布支付,而且价格要比国际市价低10%——我们要用美国的油,建苏联的厂,造苏联的车。”
“意大利要卖战斗机?好,我们要。但菲亚特必须提供‘CR.32’的全金属应力蒙皮技术,以及可收放起落架的设计图纸。我们可以承诺不从北极星集团采购飞机,但意大利必须同时承诺,十年内不向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等苏联周边国家出售任何军用飞机——这个承诺,值一百万架战斗机。”
他写完最后一笔,将那张纸递给米高扬。纸上密密麻麻列着二十几条谈判要点,每一条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每一句都直指西方国家的要害。
“记住,”斯大林看着三人,目光如鹰隼般锐利,“这不是我们在求他们,是他们在求我们。联合帝国的‘白菜价’甩卖,逼得他们不得不以‘跳楼价’跟进。但跳楼价是有条件的——我们要的不仅是设备,是技术,是专利,是人才,是时间。我们要用西方的机床,建起苏联的工厂;用西方的图纸,培养苏联的工程师;用西方的专利,发展苏联的技术。等五年后、十年后,我们要让伦敦、柏林、巴黎、华盛顿、罗马,都为自己的短视后悔。”
“那联合帝国那边……”古比雪夫担忧地问,“张凌云不会坐视我们同时从东西方采购。如果他知道我们在和西方谈判,很可能会取消对我们的所有优惠,甚至联合西方一起制裁我们。”
“他不会,”斯大林走到窗前,望着远处莫斯科河上的渡轮,“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清楚,西方不是朋友,是更危险的敌人。1924年他刚上台时,英国在亚丁湾(首府马斯喀特)挑衅,法国在叙利亚增兵,美国在太平洋扩张,德国在暗中复兴——这些国家,哪个不想肢解联合帝国?哪个不想夺取他们的海外领地?哪个不想打破他们的垄断?”
他转过身,背对阳光,面孔隐在阴影中:“张凌云宁可把设备便宜卖给我们,也不愿看到西方重新武装。因为一个工业化的苏联,最多是意识形态的对手;但一个重新武装的西方,将是联合帝国全球霸权的终结者。这一点,他懂,我懂,西方的政客也懂——所以这场博弈,才会如此有趣。”
米高扬小心翼翼地问:“那……谈判策略是什么?我们是同时和双方谈,还是分先后?”
“同时,”斯大林毫不犹豫,“但要用对方的条件,压另一方的价。你去见英国维克斯公司的代表时,‘无意中’透露德国克虏伯的报价;去见克虏伯的代表时,‘不小心’说出法国施耐德的条件;去见施耐德的代表时,‘随口’提起美国福特的优惠。让他们互相竞争,互相压价,最后得利的,是我们。”
“可这很危险,”奥尔忠尼启则提醒道,“如果被他们发现我们在玩弄他们,可能会联合起来抵制苏联。”
“所以他们不会发现,”斯大林坐回椅子,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因为每个谈判,我们都会派不同的人去。和英国人谈的,是海军人民委员部的代表,他们只关心巡洋舰;和德国人谈的,是陆军人民委员部的代表,他们只想要坦克;和法国人谈的,是炮兵总局的代表,他们只盯着火炮;和美国人谈的,是汽车工业局的代表,他们只在乎福特生产线。至于意大利人……让空军的人去谈,他们做梦都想要新战斗机。”
他顿了顿,补充道:“而且每个谈判团队,都会拿到一份‘底线清单’。比如和英国人谈,底价是每艘巡洋舰70万英镑,必须转让舰炮技术;和德国人谈,底价是1000万马克,必须转让装甲技术。只要达到底线,就签合同,不要贪心。我们要的是速度,是在联合帝国和西方反应过来之前,尽可能多地吞下这些‘跳楼价’的设备和技术。”
“那资金呢?”古比雪夫问出最关键的问题,“即使跳楼价,四艘巡洋舰也要280万英镑,坦克生产线1000万马克,火炮设备900万法郎,汽车厂200万美元,战斗机50万里拉——加起来至少两千万英镑,我们哪有这么多外汇?”
斯大林笑了,那是猎人看到猎物落入陷阱的笑容:“我们不需要外汇。告诉英国人,我们可以用西伯利亚的木材、乌拉尔的矿石、巴库的原油支付;告诉德国人,我们可以用乌克兰的小麦、顿巴斯的煤炭、中亚的棉花支付;告诉法国人,我们可以用伏特加、鱼子酱、皮毛支付;告诉美国人,我们可以用艺术品、古董、邮票支付——总之,一切可以变现的东西,都可以用来付账。但黄金,一分都不给。”
他站起身,走到墙边,拉开世界地图的帷幕,手指从莫斯科出发,划过整个欧亚大陆:“等这些设备全部到位,等乌拉尔的钢铁厂冒出浓烟,等顿巴斯的煤矿昼夜开工,等西伯利亚的铁路铺满永恒集团的机车,等黑海的船厂里停着维克斯的巡洋舰,等莫斯科的街头跑着福特的汽车,等苏联的天空飞翔着菲亚特的战斗机——到那时,谁还会在乎,我们是用什么付的账?”
窗外,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敲响正午十二点。阳光透过彩色玻璃,在地板上投下斑斓的光影,像是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工业奇迹,铺就了一条金光大道。
“去吧,”斯大林最后说,“去和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谈判,用他们的铲子,为共产主义挖坟墓。记住,时间站在我们这边。经济危机每持续一天,他们的报价就会更低一分,我们的筹码就会更多一寸。等到危机结束,等他们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时——苏联,已经是一个他们再也无法撼动的工业巨人了。”
三人肃然起立,敬礼,转身离开。办公室里只剩下斯大林一人。他走到窗前,望着远处的圣瓦西里大教堂,那些色彩鲜艳的洋葱顶在阳光下像童话里的城堡。
“张凌云同志,”他轻声自语,嘴角浮现出一丝冰冷的笑意,“谢谢你的‘白菜价’。没有你的慷慨,西方怎么会吓得‘跳楼大甩卖’?没有你的危机,苏联怎么会有这样的黄金十年?等1939年,当联合帝国的蓝底白星旗和苏联的镰刀锤子旗,在勒拿河两岸遥相辉映时,你会不会后悔,今天卖得太便宜了?”
窗外,莫斯科的夏天正盛。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伦敦的唐宁街、柏林的威廉街、巴黎的凯旋门、华盛顿的白宫、罗马的威尼斯宫,一场场秘密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资本主义世界的精英们,正忙着将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还以为是捡到了天大的便宜。
而历史,将证明谁才是真正的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