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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行政制度方面，刘文静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设立州县等行政机构，选派得力官员进行治理，确保了唐朝在地方上的统治稳定。此外，他还关注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主张广纳贤才，不论出身贵贱，只要有才能，都应得到重用。这一理念为唐朝初期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为唐朝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同年，西北边疆的薛举势力迅速崛起，成为唐朝的心腹大患。薛举拥兵自重，野心勃勃，企图趁唐朝立足未稳之际，挥师东进，夺取关中地区，进而称霸中原。李渊任命李世民为元帅，让他率军征讨薛举，李世民以刘文静为元帅府长史，随军出征。
在征战薛举的过程中，李世民因身患疟疾，将军中事务委托给刘文静与司马殷开山，并告诫他们，薛举孤军深入，粮草不足，难以持久，千万不要和他交战。等自己病好了，再出兵不迟。
但是，刘文静和殷开山并没有听从李世民的警告，他们率大军在高墌西南的浅水源列阵，与薛举展开激战。结果刘文静和殷开山大败，唐军的八大总管全部溃败，超过半数以上的士兵阵亡，大将军刘弘基、李安远等人全部被俘。鉴于此，李世民只好率军撤回长安。
回到长安后，刘文静被削职除名。
浅水源的失败，给了李唐王朝一记重创，同时李渊也越发觉得，薛举不死，他永远都寝食难安。但令李渊意外和惊喜的是，就在薛举携浅水源之威准备大举进攻长安时，他自己却病死了。
不久，刘文静再次随李世民征讨西秦，西秦平定后。刘文静因功恢复爵位、封邑，并被拜为民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
刘文静与李世民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和紧密的政治联系。在唐朝开国的政治格局中，他积极支持李世民集团的崛起，成为李世民的重要谋士和政治盟友。他在李渊面前多次举荐李世民的才能和功绩，为李世民在唐朝政治舞台上赢得了更多的认可和支持。
然而，随着唐朝的建立和发展，刘文静与裴寂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
裴寂与李渊的关系更为亲近，唐朝建立后，裴寂凭借着李渊的信任，在朝廷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官至尚书右仆射。而刘文静认为自己的才能和功劳远在裴寂之上，却在官职和待遇上不如裴寂，心中深感不满。这种不满情绪逐渐在他心中积累，最终导致他在言语和行为上对裴寂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
刘文静常常在议论朝政时与裴寂对立，凡是裴寂赞同的都要加以反对，二人之间从此矛盾颇深。《旧唐书·刘文静传》记载：“文静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由是与寂有隙。”
公元619年，唐武德二年。刘文静随李世民镇守长春宫，在一次宴会上，他酒后狂言，拔刀击柱，称定要斩杀裴寂。恰巧家中几次发生妖祟之事，刘文起便召来巫师在夜间披发衔刀作法驱除妖孽。这时，刘文静有个失宠的小妾将此事告诉其兄，让他向皇帝告密，诬称刘文静谋反。
李渊将刘文静交付属吏审讯。在审讯过程中，刘文静直言，太原起兵时，我是司马，与长史裴寂地位相当。而今裴寂官居仆射，而我的官衔与赏赐却远不如他。我东征西讨，家属却无所庇护，确有不满之心。
刘文静表面上是抱怨裴寂，实际上是抱怨李渊，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是李渊造成的，而不是裴寂，李渊岂能听不出来刘文静的怨言，而且李渊心中早就对刘文静不满了，再加上裴寂一心想要置刘文静于死地，使劲在李渊跟前进谗言，于是李渊决定对刘文静下手。
即使萧瑀、李纲、李世民等人都认为刘文静只是嫉妒裴寂，并无谋反之心，替他求情，但都无济于事。
最终，李渊下诏将刘文静处斩，时年五十二岁，并抄没其家产。《旧唐书·刘文静传》记载：“李纲、萧瑀皆明其非反。太宗以文静义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悬隔，止以文静为觖望，非敢谋反，极佑助之......裴寂又言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忿不思难，丑言悖逆，其状已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高祖竟听其言，遂杀文静、文起，仍籍没其家。”
刘文静被李渊以谋反罪处死，这一结局既出人意料，又令人深感惋惜。
从政治因素来看，刘文静之死源于党争。
刘文静与裴寂曾为好友，但后来因各种缘由产生矛盾，进而演变为激烈的党争。裴寂深得李渊信任，而刘文静自认为功劳不逊于裴寂，却在待遇和地位上与裴寂相差甚远，心中颇感不满。二人常在朝堂之上争执不休，这种朝廷内部的分裂与争斗不利于政权稳定。李渊为维护朝堂平衡，必须对这种局面加以处置。再者，刘文静是李世民的心腹，裴寂则支持太子李建成。刘文静与裴寂的党争，实质也是李建成与李世民的党争。随着李世民军功日盛，势力逐渐壮大，对太子之位构成威胁，李渊也感受到了这种潜在危机。刘文静作为李世民阵营的重要人物，其存在被李渊视为对太子地位以及自身皇权的潜在威胁，因此李渊萌生出除掉刘文静以打压李世民势力的念头。
从个人因素而言，刘文静自身性格及言行存在问题。
刘文静自恃有开国之功，在言行上较为张扬，不够谨慎。他曾在酒后情绪激动地表示要斩杀裴寂，虽可能只是一时气话，但在政治环境中，这种言论被视为对朝廷大臣的威胁，也让李渊对他的忠诚度产生怀疑。当时唐朝初立，天下尚未完全平定，政权尚不稳固。李渊需要确保朝廷内部团结一致，对于可能导致朝廷内部分裂和动荡的因素，会第一时间予以消除。李渊处死刘文静这位开国功臣，可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震慑其他官员不要结党营私、轻举妄动。
所以，李渊处死刘文静是多方面因素交织的结果，既有政治斗争的因素，也有刘文静的个人行为因素。刘文静之死被称为大唐开国第一冤案，这一事件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悲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初期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故而刘文静在临刑之时才会抚膺长叹道：“高鸟尽，良弓藏。’此言不虚啊！”
纵观刘文静的一生，他在唐朝开国过程中的功劳是多方面且不可替代的。他作为晋阳起兵的首要谋划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巧妙的计谋，推动李渊父子走上反隋之路；他作为出色的外交战略家，出使突厥，化敌为盟，为唐朝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军事征程中，他战功赫赫，无论是西取关中还是征讨西秦，都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政治格局中，他积极协助李渊建立政权架构，并为李世民集团的崛起助力，推动了唐朝政治的发展与变革。
他既是文治之才，也是武功之将，更是忠诚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