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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开始插队落户的知青生活时，我懵了。
农村生活劳动艰苦，又缺乏物质保障，也没有人可以依靠，一切都得靠自己。人生地不熟的我，既要忍受繁重体力劳动的磨练，还要为油、盐、柴、米等日常生活操心；既要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又要早点适应社员生活，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与多年的城市学生生活相比，反差太大，困难太多，也不知道何处是尽头，我对未来有点茫然无措了。
生活，是由一个又一个延绵不断的日子构成的。过日子便是过生活的本质。寻常人过的是平凡的日子，平凡的日子虽简单平淡也有兹有味。在永川乡下过日子的故事，还要从“过三关”说起：
首先要过的是劳动关。
对于在大城市长大的读书娃来说，体力劳动绝对是个严峻的考验。
下乡前，父亲专门提醒我：男人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主动下地做农活，在艰苦的劳动中磨练筋骨。母亲则要求我从长计议，再苦再累都要咬牙坚持，要“挣表现”。还要我劳动之余多读点书，提高思想品德。
下乡后，我牢记父母的嘱咐，对劳动的态度是端正的、积极的。但农村落后原始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强度之大，效率之低，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
下乡那年的夏天，天气相当热，我从到生产队的第二天开始，就跟着社员们下地干活。生产队里每天干活劳动都是分为若干小组，由生产队干部分配，成群结队的下地干活。
可能考虑到知青来自城市，既没有经历过重体力劳动，也没有农业劳动的技能。按惯例，生产队牛队长开始就安排新知青和生产队的妇女和姑娘们一起干农活。
要说农村妇女从小参加劳动，身体好、韧性强，普遍吃苦耐劳，干农活远比城市来的娇生惯养的学生强多了。
偏偏我这个读了十年书的知青，不识好歹，根本谈不上满腹经纶，却空有一腔虚幻的热情，老是觉得七尺男儿和女人家一起锄地、松土、施肥、浇水、拔草等等，面子挂不住，心中不服输。认为既然当了知青，庄稼地里的活不学会几样的话，有点说不过去吧。
大家听说有个新来乍到的知青主动想学庄稼活，无不把我视若怪物。有知青调侃我“外国出机器，中国出宝气”；也有社员也满脑子疑问：什么意思？未必勒个哈儿想在农村呆一辈子不成？
那倒不是。我解释道：主要是觉得男人的出路是强大自己，所以想对自己狠一点，免得到农村白来一趟。
明眼人却对此嗤之以鼻：豁别个？这种假得出奇的大话，谁信？
不错，有些话我没说。因为我的心里确实有个小九九。我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一段话：自己的想法不要奢求别人的理解，自己的行动也不必获得旁人的同意。干自己想干的事，只要合理合法，那就是自己的权力。说真的：我的这个看似反常的举动，其实从更深层次来讲，也暗含“挣表现”的意图。
就这样在妇女组干了几天，我自告奋勇找到生产队的牛队长，主动要求和队里的壮劳力一起下田干活，要自觉接受劳动的磨炼，做“最好的自己”。
“你开玩笑吗？”牛队长虎背熊腰，是个做庄稼的好把式。他上上下下的打量了身体单薄的我一遍，不客气地说，“苏知青，我问你，既没有干过农活；又干不了重活，下田能干啥？”
的确，要说我主动要求下田干活是打算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来，百分之百是无稽之谈。可我就是想学干农活，有问题吗？
牛队长半信半疑，要我先分清楚“能做的事和不能做的事”再说，还善意提醒“别勉强自己，行吗？”
我心意已决，听不进牛队长的忠告，红着脸非要试一试。牛队长见我是来真的，便含糊其辞地说“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于是我兴冲冲地扛起农具，跟着男社员一起干农活。不管他们干什么活，我都不分轻重学着试了一试。其实也就是跟在壮劳力的身后打打下手，东一榔头西一棒地瞎弄，浅尝辄止而已。
要说自觉接受劳动锻炼固然精神可嘉，但不切实际的苦干蛮干也不可取。眼看玩笑开大了，也是活该遭罪，自讨苦吃。我咬紧牙关，不断尝试新的农活，也不断遇到未知的情况，这一过程与想象大相径庭，一点都不好玩。
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我从小就会背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含意。
开头一个月的劳动最难适应，我天天在炎炎烈日下挥汗如雨地劳作，常常晒得头昏眼花，累得浑身酸痛，稚嫩的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任其自便的结果，是很快体力不支，有点吃不消了。
那时正值盛夏农忙季节，大家每天都在起早贪黑下田劳作。有天挑粪时劳累得差点虚脱。我咬牙硬扛，休息了一天后，又随大家上坡下田。到秋天收割谷子时，有次感冒发烧后浑身无力，我到公社卫生院开了几分钱的感冒药，吃药后睡了一整天，第二天退烧后怕招人耻笑，就不顾大家劝说，爬起床坚持出工，不为“挣工分”，而为“挣表现”。
干农活不仅体力消耗大，技术性也很强，并不是单凭热情就能胜任的。我终于遭累趴了，牛队长见我硬着头皮撸袖子，走路却偏偏倒倒走不稳，知道我吃够了苦头，已经骑虎难下，只是打肿脸充胖子，为了面子在硬撑。便好心地劝我“做不了的事就别做了”，然后不由分说又强行安排我和妇女们一起干活。
五官端正、红头花色，脑后扎两个韭菜把小辫子的妇女队长，会意地给我安排了相对轻松一点的农活。诚实是简单的，更是重要的，诚实是值得人信赖的品格，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益处。这时的我早已意兴阑珊，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意志没那么坚强，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好些。好比幼儿园的孩子，走稳了再跑才能不摔跟头。算了，差不多就得了，演戏过了头，迟早会撑不下去的。还不如回到现实，见好就收，坦然接受贫下中农的好意，顺势体面收场算了。
经过这一折腾，我总算寻找到真实的自己：要认清客观事实，一味逞强行不通的。这么说吧，干农活既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万一有个闪失弄得伤筋动骨划不着。我不得不收敛自己的任性，从此再也没有自不量力地与当地社员一较高低。只以今日的我比昨日的我，力争每天进步一点点。
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勤勤恳恳地出工，踏踏实实地干活，总算渡过了劳动关。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黄瓜山的田野一片金黄，成熟的谷穗沉甸甸地弯下腰，随风摇摆，到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
彼时的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制度，土地、农具、牲畜等等属于集体所有，干农活由生产队统一安排，队长掌握调动劳动力的权利。社员按劳动能力划分不同的劳力等级，出勤的劳动天数记工分。工分按农活的轻重分为不同的档次，类似于工厂的工资，到年终决算时，按各家人口人数和累计的工分的比例分配口粮。工分超过分配口粮定额的另外发现金，工分不够的补现金，是一种“公有制”形式的经营管理方式。
刚到农村时，生产队给知青定的是出一天工记9.5分工分，值1角9分钱，这已经算是相当照顾啦。当时妇女最高工分9.5分，凡是会耕、耙、耩、扬等技能的强壮男劳力最高是10分。
从7月底到11月年终决算，我起早摸黑出工劳动，努力表现自己，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做了900多分工分，将生产队分给我的红苕和豌豆、胡豆等扣除工分后，分到手的钱少得可怜，共11块多钱，这就是我第一次劳动所得。
对于知青来说，使蛮力固然力不从心，“工分”确实不好挣。但动脑筋使巧力还行，这就引出了当年“挣表现”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