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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旧唐书》记载，从唐肃宗到唐代末年之间的人物，大约有将近十分之七出自名族和公卿子弟，出身于寒素者不及七分之一，如果以宰辅的家世作比较，两者的比例更加悬殊（80%∶7%）。
这还是经过安史之乱大洗牌之后的数据，在安史之乱之前这种阶级固化的情况更加严重。
而河南道之所以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正是因为黄巢为底层人民打通了上升的通道。
在中国古代，底层人民的上升通道是十分狭窄的。
从陈胜吴广喊出了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后，底层人民才算真正拥有了一条上升的通道，那就是造反。
但是造反的代价太大了，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创造出了科举制度。
不过这条看似美好的道路在黄巢起义之前实际上也是一条看似通天实际上只是世家门阀玩弄政治的统治工具。
只有到了宋朝，在世家门阀被消灭了之后，科举制度才真正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宋史》列传中的北宋人物，出身于高官家庭的不过四分之一左右，而出身于布衣的则超过二分之一。
而且随着时间的演进，时代愈晚，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
以宰辅的出身来作统计，情况也大体相似。
但是在中国古代，不管什么样的制度，真正为底层人民开启上升通道的机会都是少之又少。
底层人民想要逆天改命，实际上真正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造反。
这也造就了中国人民那种不服就干，“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
尤其是很多黄巢这样的人物在发现打进长安确实比考进长安更容易的时候，农民起义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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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历史，你会发现像“水泊梁山”和“方腊起义”之类的叛乱事件充斥着秦朝以后得每个朝代，而且越往后次数越多，时间越长。
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人的文化血脉里就存在着“人定胜天”的种族基因，中国人民不屈服于命运的抗争精神是从来没有断绝过的。
自然来自后世的黄巢绝对是尊重这种精神的，因为他知道任何对抗这种精神的人都会被历史碾得粉碎。
所以黄巢就在河南道这块实验田里悄悄地给底层人民开启了一条上升的通道。
虽然这条通道看上去只是一条微小的缝隙，但也足以让底层人民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了。
那么这条上升的通道是什么呢？
那就是河南道实行的“专利制度”。
河南道实行的专利制度实际上脱胎于中国古代的带徒制度。
所谓“三年学艺两年效力”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一种朴素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模式。
不过这种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非常的原始也没有形成可以执行的法律条文，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技术研发和科学教育体系始终处于一种自发自愿的状态。
这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留一手知识传承模式使得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出现了很多断层，也使得底层人民的上升通道始终处于一种要靠运气的阶段。
而黄巢推出了类似于西方的“什一税”模式的专利法之后，就使得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承成为了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
同时也为底层人民的逆天改命打通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