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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经团联的久保田健二开口道：
“这些平台确实解决了就业。
1998年金融危机后，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已经难以为继。
每年有近30万年轻人无法进入正式雇佣体系。
如果没有这些平台，这些人会去哪里？
会成为尼特族，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软银的前田隆司微微点头：
“小野寺长官，田中次官，我理解你们的担忧。
但我想提出一个视角。
我认为这不是问题，而是转型。
工业时代的雇佣关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是基于稳定就业、稳定收入的假设。
但数字时代的工作形态，正在发生根本变化。
我们不能用旧时代的框架，去衡量新时代的现象。”
一直沉默的铃木雅彦抬起头：“前田先生，我同意时代在变化。
但我想问，这种变化的方向，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动选择的，还是被技术平台的设计逻辑被动塑造的？”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这位年轻的学者。
他们没想到铃木居然有胆，提出如此犀利的问题。
铃木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
“我研究平台算法两年。
以爱拼团为例，它的派单系统设计有几个关键特点。
第一，优先派给接单最快的骑手，这鼓励骑手长时间在线待命。
第二，高峰期补贴机制，这诱导骑手在天气恶劣、交通拥堵时仍外出工作。
第三，用户评价系统权重过高，一个差评可能导致骑手当日收入减少10%。
这些设计的结果是什么？
是骑手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承担更高风险、承受更大心理压力。”
随着越说越多，铃木也开始越来越大胆，目光直视前田隆司：
“我不是说这是恶意设计。
从平台运营效率看，这些设计非常聪明。
但当一个系统用算法将人的劳动压榨到极限，而我们作为政策制定者，不是去规范这个系统的设计逻辑，而是去适应它。
比如建立低标准的零工保障体系，那么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用公共政策，为一个可能有害的设计背书。”
经济产业省的佐藤正志清了清嗓子：
“铃木教授，我理解你的学术立场。
但作为产业政策部门，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现实。
1999年，东瀛个人消费支出增长率是0.8%，但平台交易额增长率是240%。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消费需求确实存在，但传统零售渠道无法满足。
或者说，无法以消费者期待的价格满足。”
说着，还切换投影画面，显示出一组对比数据：
“这是1997年和1999年，家庭月消费支出结构的对比。
在食品、日用杂货、服装这三个品类，线下渠道的支出分别下降了12%、18%、24%。
而线上渠道分别增长了320%、410%、380%。
消费者用脚投票，选择了更便宜、更便捷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