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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璁，字秉用，号罗峰，后为避御讳，世宗赐名“孚敬”，字茂恭，浙江温州府永嘉县人，祖籍福建莆田，中期重臣，“大礼议”事件中重要人物。在世宗初年，三度位居首辅，史称“终嘉靖之世，语相业者，迄无若孚敬云”，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病逝后获赠为太师，谥文忠。
张璁，少好经学，博学多才，十三岁作《题族兄便面》诗云：“有个卧龙人，平生尚高洁，手持白羽扇，濯濯光如雪，动时生清风，静时悬明月，清风明月只在动静间，肯使天下苍生苦炎热。”并对《三礼》造诣颇深，但七次进京科，均名落孙山，后在温州罗峰学院聚徒讲学。朱厚熜即帝位，张璁于奉天殿补行殿试，中二甲进士，观政礼部，从此进入仕途，时年四十七岁。
世宗登基后，内阁首辅杨廷和等朝中大臣，要求世宗改称其伯父孝宗为父，伯母为母，而变其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叔父，生母为叔母。对于这一不近人情的主张，世宗认为这是割裂亲情、违悖常理的事，予以严词拒绝，并以退位来表示自己的决心，以此引发了大礼议之争。观政进士张璁上疏表示异议：“朝议说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王妃为皇叔母的事情，不过拘执汉定陶王、宋濮王的事，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其私亲之说耳。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臣厕立清朝，发愤痛心，不得不为皇上明辨其事。”
张璁指出：汉哀帝、宋英宗为定陶王、濮王之子，是因成帝、仁宗无子，皆预立为皇嗣，养于宫中，尝为人后。今武帝已嗣孝宗十七年，“臣读祖训曰：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今武宗无嗣，以次属及，则皇上之有天下，真犹高皇帝亲相授受者也。故遗诏直曰：‘兴献王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其公私实较然不同矣。”世宗得张璁疏，说：“有此论，我们父子的关系可以保全了。”张璁以大礼议未定，复上疏进《大礼或问》，致仕大学士杨一清看后说：“张璁的说法，如同圣人，不会改变。”展示了以人为本的政治理想，从而受得世宗的信服和重用。
在嘉靖时期，社会最突出的冲突之一是贫富不均的加剧，皇宫、王府及勋戚占有大量的土地谓之庄田，权贵豪强和地方恶棍，妄指民田为官田，以之进奉王府、勋戚，结交权贵而谋私利。土地兼并的严重致使，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背乡离井而为流民。武宗时全国流民已达600余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造成农民暴动接踵而起，基于此，张璁进行一系列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抑制土地兼并的进一步恶化，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
在当时，土地兼并最为激烈、数量最大的是皇宫、王府、勋戚等所占有的庄田，仁宗建立皇庄，到武宗时已增至200多处，仅畿内皇庄就占地37594顷。藩王、勋戚、宦官等向皇帝乞请和强占民田，庄田有332处，占地33000余顷。“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其严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额田减半：“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这就是说，赋田约减少了427万顷，世宗即位后，为革此弊政，稳定社会秩序，曾两次清理京畿庄田，而宦戚辈中挠，世宗犹豫，收效甚微。
张璁入阁后坚决清理庄田，并由畿辅扩大到各省，由庄田兼及僧寺产业，查勘京畿勋戚庄田528处，计57400余顷，其中26000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撤回管庄军校，严定禁革事例，不许再侵占或投献民田，违者问罪充军，勋戚大臣亦参究定罪。这样相对地缓和及消除土地兼并的冲突和百年积弊，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为明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举制度是明朝政府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但在具体的运作过程当中，暴露了许多弊端，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如正德年间国子监祭酒陆深在一篇奏疏中认为，科举所取的士子往往是浮华而无实用。张璁改革科举制度，重新规定考试文体，提高应试者素质，由于科举名额极为有限，不可能网罗天下所有的真才，使许多士子难以通过科举而成为进士。于是，张璁推行三途并用之法，改革用人制度，在改革初期，阻力较大，如明人焦竑批评：张璁“为人刚愎，故所行多纵苛刻，如沙汰生员之举，是何意义！”出现这种因循之论并不为怪，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短视之见，张璁改革科举制度，改变学风，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对提学官的大力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明代名臣张居正，以自己少年时的亲身体验对嘉靖前期整顿学政的成就，予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可以说，嘉靖前期是明代历史上整顿学风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
官吏的贪赃枉法，是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之一，亦是君主专制社会的大患，张璁上疏奏皇帝，依律治罪贪官污吏。在掌管都察院时，向世宗奏上《宪纲》，择其中最急切者七条陈之，依照宪纲实行，可严肃风纪，整顿官员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在任用官吏方面，主张推举“廉能爱民者”，不受资历限制，在《论用人》疏上说：“近该北直隶巡抚官奏，欲尽将进士、举人选补此地方州县正官，臣思之心有未安。”张璁认为：无论在何地，无论什么官职、学历，只要廉洁爱民，都可以推举任用。
张璁因为名字犯世宗的名讳，请求改名，世宗就赐他名孚敬，字茂恭，御书四个大字给他。时吏部侍郎徐缙询私纳贿，经举发受都察院勘问，徐求解脱，投书行贿于张璁，张发其私，由“法司同证徐缙贿孚敬事，黜为民”，此事使朝野受到震动。
张璁的改革与反腐损害了皇亲国戚、太监、官吏、权贵阶级的既得利益，不能不引起他们的仇恨，弹章不绝。但由于他一切秉公，亦奈何他不得，张璁几次致仕离京，犹如一介寒儒，他一再告诫家乡族人不要因他在朝做高官，便倚势凌人干不法事，居朝十载，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
张璁得疾，屡请致仕，世宗不允，为之亲制药饵，张璁在朝房值班时昏晕过去，不省人事一天多，因病情急剧加重，世宗不得已乃许致仕回家调养。世宗多次派人去温州瑶溪贞义书院看望张璁，并几次下旨召张璁到京复任，但都因身体原因未能到京。后来，张璁病殁于温州，卒年六十五岁，此时尚居于承天府的世宗伤悼不已，赐祭葬有加，赠太师，谥文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