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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生生的熬到了三月底，迎来了东京的樱花季节，坛宫饭庄的事情总算是差不多了。
直到这个时候，宁卫民压抑的心情也终于像花般的绽放，感到时间上多少有了点自主性。
然而当他看到东京的樱花树满满是即将绽放的玫瑰色花苞，心里生出的最大的感触，却不是对粉色樱花向往。
而是对松本庆子满满的愧疚之情。
因为尽管表面上，好像是他百忙之中迁就松本庆子，被迫与之频繁见面。
但实话实说，从古至今，再没有什么方式，比“打扑克”更能释放男人的焦虑，更能纾解压力了。
其实宁卫民自己远比松本庆子更需要这样的见面，从中所获得的好处也最多。
尤其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因为过于忙碌，鸭梨山大的缘故，宁卫民的欲望变得格外强烈，也越来越没有耐性。
以至于他对松本庆子的爱变成了能够烫伤对方的火。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经常等不及松本庆子进入状态，就开始胡天胡地。
一旦冲动起来经常会不管不顾，完全陷入自己欲望而不自觉。
有时难免会产生粗暴极端的举动，甚至基本就等同于侵犯。
只有获得充分满足之后，他才有可能恢复理智，发现自己做得有多么过分。
往往会为自己伤害了对方，在庆子身上留下了痛苦的印记而追悔莫及。
反过来，松本庆子又是怎么对待他的呢？
就像庆子自己说过的那样，她太爱他了！
所以对宁卫民反常，毫无责怪之意，非常体谅地包容了他。
不但每次都尽自己最大能力抚慰他的精神与肉体。
反而强忍紧张和不适，甚至是忍着痛苦，把他送入了极乐世界。
甚至就连宁卫民随口拜托的那些事，松本庆子也极为尽心尽力。
也就一个星期左右，音乐制作公司的相关价目表就交到了宁卫民手里。
出报价单的制作公司叫“阿利多”，是隶属于哥伦比亚麾下，一家立足于日本市场的中型音乐制作公司。
松本庆子在1980年发售的唯一的专辑《爱之水中花》就是这家公司制作出品的。
因此，这家公司给的价格不能说是足够优惠，却很专业，也很详细。
无论是录音棚使用费、乐队演奏费，还是作词、作曲、编曲、演唱、录音、混音、母带、包装、餐杂费……等等等等都有明细。
宁卫民大概核算了一下，自备歌手，不请名家，乐队费用也可包在编曲费里。
那么以编曲一曲十万円，混音七万円，录音棚一小时八千円，三小时才两万円为主要计费标准来计算的话。
差不多二十万円就能录制完一首歌曲。
也就是说，张嫱和崔建两盘专辑，总共二十首不到，也就四百万円就打住了。
再加上排练费，满打满算六百万封顶！
这个价钱一算出来，宁卫民自己都惊了！
怎么才六百万円啊？
居然就相当于十四五万左右人民币的费用？
即便是按黑市价也到不了三十万人民币啊，怎么可能跟国内差不多啊。
理所当然的，宁卫民以为是自己算错了。
可后来又算了好几遍，偏偏怎么也找不出计算的毛病来。
还是经过和松本庆子仔细请教，宁卫民这才多少有点理解了到底怎么回事。
敢情不为别的，就因为日本音乐产业太发达了，整体水平远超国内。
不但是整个亚洲风潮的引领者，而且成熟度，已经发展到音乐工业化的地步了。
所以相关从业人员非常之多，制作流行音乐的经验异常丰富。
打个比方，国内合成电子乐才两轨，而人家这儿光录鼓声就六轨。
咱们国内的所谓专业人才，要来人家这儿干，兴许连麦克风都不会摆。
反过来，在国内得几个人熬夜干的事儿，放人家这儿，或许一个人几个小时就能轻松搞定。
就这么大的差距。
再加上许多音响设备都是人家日本本地企业生产的，像什么雅马哈，夏普啊。
那么在国内昂贵稀缺的器材在人家这儿反而是白菜价儿，能惊掉国人下巴的24轨音乐灌录设备压根不算什么。
至于说到日本音乐制作方面最耗钱的地方，那其实是音乐的版税和版权使用费。
可偏偏宁卫民是这方面不用花一个大子儿的。
这样一来，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对宁卫民他们来说，日本这嘎的音乐制作物廉价美。
真是托了松本庆子的福，一把就薅着发达国家的羊毛了。
尤其反过来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市场的容量还不一样呢。
日本能卖出百万的音乐专辑，就已经是石破天惊的白金专辑了。
实际上，松本庆子唯一的这张专辑也就卖了五十几万张，石田良子当年红遍亚洲的专辑《蓝色横滨》才卖了一百五十万张。
山口百惠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销量才四十四万。
其出道八年，演艺生涯中的全部八张音乐专辑，全部累计销量才一千六百二十二万张。
就这，还是日本第一位专辑销量破千万的昭和歌姬。
因此，这就导致日本任何音乐专辑在制作之前，都得严谨核算出最低能回本的销售数字来。
因为是真的有亏本可能的。
而这百万数量要放在共和国内地，那就太一般了。
这个年代，国内毫无名气的新歌手必须达到六十万销量，才会有第二张专辑问世。
而成名的“星星”，稍微有点名气的，及格线就得上百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