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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正因如此，考虑到孟乔芳、刘良臣在跟随拜尹图他们撤离之前，邓常春还有事情与他们沟通，同时清虏撤离之际，城中必然混乱，也需要也有人居中奔走，避免意外发生，所以杨振同意了邓常春返回盛京。
与此同时，杨振也委托邓常春转告孟乔芳、刘良臣二人，承诺自己将来必然率军北上追击，届时孟、刘反正来归，自己必定加倍论功行赏，予以重用。
邓常春回到盛京城内后，将杨振对拜尹图的承诺如实禀报。
拜尹图看着在自己面前毕恭毕敬但实际上早已投效杨振的邓常春，心中对其的杀念升起来又放下，一而再再而三之后，终于按捺下来，挥手将他打发离开。
不是他不想杀，也不是他不敢杀，而是他终于想明白，邓常春这样的人，备不住将来他仍需要其居中奔走联络。
不论是拜尹图，还是遏必隆，此时此刻，早已认清现实，“大清国”的国势日衰，并不是从多尔衮夺位成功后开始的。
即使他们现在就将多尔衮拉下马，然后拥戴先帝的子嗣登上皇位，可短时间内也改变不了“大清国”国势日衰、实力下降的现实。
也就是说，即使接下来他们完成了拨乱反正、拥戴先帝子嗣登上皇位的梦想，也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在守势。
接下来，他们个人的处境或许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大清国”内外交困的局面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他们仍将面临来南朝的军队的巨大压力。
而在这个事关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面前，他们最担忧的，或者说最忌惮的，并不是洪承畴的人马，或者祖大寿的人马。
事实上，不论是多尔衮一伙人，还是拜尹图他们这一伙人，他们对于“大清国”的真正威胁，看得都很清楚。
他们最担忧的或者最忌惮的人物，都是杨振。
也正因此，拜尹图最后还是认为，留下一个可以与杨振之间进行对话的渠道，以备不时之需，总比现在亲手断了这个渠道要好一点。
不过，拜尹图的这一闪念，在放过了邓常春的同时，也给了邓常春趁着城中混乱面见孟乔芳的机会。
邓常春当面向孟乔芳转达了杨振对其的褒奖与承诺，也使得孟乔芳那个忐忑的心完全安定了下来。
毕竟此前他与邓常春等人谋划的事情，杨振是否支持，是否赞成，都是未知数，万一将来杨振不认可，不认账，他们岂不是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干了一件没有买主的买卖？
好在邓常春转述的杨振原话，让孟乔芳吃了一颗定心丸。
事实上，现在的他不论愿干不愿干，都只能往下干了，因为眼下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就在邓常春私下约见孟乔芳的几乎同一时间，心机深沉的拜尹图赶在其与杨振约定的时间之前，正式向遏必隆、刘良臣、孟乔芳下达了即刻弃城撤离的命令。
拜尹图通过邓常春，与杨振约定的弃守与接管时间，是卯时。
但是担心杨振变卦的他，提前了差不多半个时辰。
崇祯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寅时三刻，已奉命集结在大北门、小东门一带的遏必隆、刘良臣，率先打开大北门，率部冲出城外。
随后，奉命集结在小北门后面的孟乔芳，接到拜尹图的命令后，紧急辞别了邓常春赶往军中，率部跟在拜尹图与两黄旗汉军的后面匆匆冲出了盛京小北门。
已在上半夜上了一当吃了一亏的小北门外三里的祖大寿大营，听闻清虏人马又有异动，但是最后选择了闭营不出。
至于大北门外的辽西兵马营地，因为刘周智、祖应惠等将领已率大批人马前去开掘清虏的“太祖陵”，根本不在营中。
加上此处留守人马也不多，他们依托工事坚守自保或许有余，但是夜间出营野战的话则恐怕凶多吉少。
所以，他们对于从其营外经过的清虏人马除了鼓噪放炮、从营中向外抛射箭雨之外，未出动一兵一卒拦截。
就这样，崇祯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卯时左右，顺利撤出盛京城的拜尹图这一路，在大法寺附近，即后世俗称的“八王寺”附近，汇合了遏必隆、刘良臣所领人马，头也不回地往北撤去。
拜尹图撤军仓促，城内八旗汉军队伍许多都没能带上家眷，甚至有些消息灵通的八旗汉军士卒在听闻自家老大被扣上通敌的帽子处死之后，第一时间脱掉身上的“衣甲”躲了起来，根本就没有跟着撤出城外。
也因此，按照事先约定，在出城后前往“八王寺”附近汇合的八旗汉军人马，加上拜尹图、遏必隆他们自领的五个螨、蒙牛录，最后合计只有一万六千多人。
另有与此数量相当的八旗汉军所属丁壮和家眷人口，趁乱藏匿，并未跟着出城，其中当然就包括了邓常春本人管领的几个汉军旗牛录。
也因此，等遏必隆、拜尹图他们一撤，邓常春不论是从原有的官职地位上说，还是从直接领有的人马实力上说，又或者从其身上的种种传言来说，一下子就成为了混乱的盛京城中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拥众上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