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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是在十二月十八日的中午，才收到方光琛从徐州发来的紧急军报。
方光琛在这份长达十几页的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的加急军报之中，详细报告了汝宁府之战的情况。
其中详述了他亲身经历的汝宁府突围之战、新蔡城阻击之战的前因后果。
同时也简略报告了他从刘肇基、孔贞会、郝效忠等人那里听说的侯恂入城之战、沙河集之战、遂平之战，还有罗家店之战的情况。
而且，方光琛还提到了他们从亳州在撤回徐州之后，从越其杰写来的书信里了解到的流贼围攻颍州之战的结果。
刘肇基率部逃到宿州之后，宿州方面很快将情况报告给凤阳总督府，手底下正缺少可用之将的马士英，面对流贼逼近的威胁，遂在越其杰建议之下，立刻派人北上宿州，力邀其前往凤阳相见。
与此相应的是，一路南下逃到寿州城附近的汝宁同知韩煋、汝宁团练首领沈万登数千人，被惊弓之鸟一样的寿州城官民拒之门外，无奈之下只好转而往东，也赶到了凤阳依附凤阳总督马士英。
马士英见过刘肇基后，对于这个出身辽东的援剿总兵非常欣赏，当即许诺上书为其本人与麾下人马表功，并许其就地募兵，补足原有三千员额，仍旧编为骑营。
同时，马士英对汝宁府团练首领沈万登也观感不错，遂将其二部并作一处，一并上表奏请任其为副总兵，与刘肇基同驻中都凤阳以西的怀远，受刘肇基的节制指挥。
对于马士英复出，担任凤阳总督一职，杨振还是很赞成的。
因为在原本的历史上，马士英担任凤阳总督后的表现可圈可点，至少他暂时稳住了徐、淮、庐、凤一带的局势。
当然，这其中也有河决开封之后，徐、淮、宿、凤等地受灾，流贼东进势头暂歇等因素有关。
但是不管怎么说，马士英上任后能在当时极端不利的形势下，为他的上一任收拾好烂摊子，没让徐、淮、庐、凤等地的局势继续败坏下去，就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
如今有了方一藻他们在徐州，又有了与自己有联系的越其杰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的幕府之内，杨振对于关内的局势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杨振是希望关内局势暂时保持稳定的。
至少在他真正腾出手来之前，他希望关内局势不要像原时空那样，在崇祯十六年彻底崩坏。
杨振原本有意借助自己对明末大势有所了解的唯一金手指，在关键时刻协助孙传庭来做到这一点。
但是现在看来，他跟孙传庭之间的联系还是过于薄弱了。
同时，孙传庭这个人也确实过于固执己见，或者说过于执拗了。
事实上，越是有才干和谋略的人，越是有自己想法和思路的人，就越是难以被改变。
因为，困难吓不倒他们，利害得失也动摇不了他们。
孙传庭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是一个会被改变的人，也不会轻易受到别人的影响。
他胸有韬略，加上性格强悍，做事雷厉风行，百折不挠，往好了说，这样的人具有天生的统帅气质。
但是同时，他又有一腔愚忠，容易为名声所累，在许多应该变通的地方，他不知道变通，弄得麾下军心不稳。
加上他的后方，即陕西和三边，一直不稳，而他又没有足够的时间经营，导致其麾下人马在人、财、物方面的补给一直不足。
而其后方，或者驻兵补给之地，比如陕西，又离杨振的“势力范围”实在太远，即便杨振想从军械、粮草方面给他提供一些援助，也根本做不到。
就此而言，马士英这个名声本就不好的凤阳总督，不论是其人其位，还是其眼下所辖之地，对于杨振来说，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论人，这个人是一个相对纯粹的文人，他有一定才干，但在军事上又不像孙传庭那样有一套自己成熟的套路，其更多仰仗身边的幕僚出谋划策，仰仗麾下的将领们出去打仗。
最重要的是，他懂得变通，知道要让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好草的道理。
从其初到任，就能不拘一格地为黄得功、刘良佐、廖应登等人表功，甚至破例超擢廖应登为安庆总兵，通过施恩，将他们收在麾下效力的做法来看，他就不是一个只知道墨守成规的人。
在杨振看来，这样的人反而更好打交道，也更好借助他对关内局势施加影响。
因为凤阳总督的职能，是总督凤阳地方兼制河南、湖广军务，其权限可大可小，全看这个总督是谁来当。
对于那种不愿生事的凤阳总督来说，其权限可能就在凤阳府的范围内了，说白了就是有一个牵头守陵的。
但是，对于那种敢于把手中权力用到极致的人来说，河南与湖广都是凤阳总督可以大展拳脚的地方。
而从马士英直接让黄得功带人移镇庐州，甚至完全踩过界，直接为投效自己的桐城将领请封安庆总兵的做法来看，他就是那种敢把权力用到极致的人。
虽然在他任用的人里，刘良佐、廖应登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但是杨振知道，那是他没得选。
不管怎样，他任用这些人稳住了庐、凤等地的局势，不仅为庐、凤地区，而且也为安庆府，甚至江南地区建立起了一道防备张献忠东进的屏障，这已经算不错了。
现在他收留并任用了刘肇基、沈万登等人，将他们部署在凤阳西边的怀远，等于是凤阳以及凤阳以东的泗州等地，又建立了一道抵御刘宗敏、田见秀等人的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