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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颖发现，公司新来的保洁阿姨总在老板办公室停留很久。
直到某天她撞见阿姨从老板抽屉里拿出诊断书——上面写着“二级智力障碍”。
而老板正温柔地给保洁阿姨梳头：“姐姐，他们今天有没有发现你是装的？”
我叫田颖，是宏远建材公司行政部的一个普通主管，三十一岁，在这个城市里，像一颗拧在庞大机器上的螺丝，按部就班，不松不紧。生活是写字楼格子间里恒温的空调风，是每月准时到账的那点薪水，是父母在电话里越来越频繁的、关于“个人问题”的叹气。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像复印机吐出的纸张，一张张模糊相似地叠下去，直到那一天，陈素云闯了进来。
严格说，她不是“闯”，她是被后勤部李姐领进来的，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那身过于宽大的蓝色保洁服下摆，声音蚊子哼哼似的：“大、大家好，我叫陈素云，新来的，做保洁。”
办公室里响起几声零落敷衍的“欢迎”，键盘敲击声很快盖过了一切。陈素云大约四十出头，或许更年轻些？说不准。脸上有种被生活反复揉搓后的滞涩，眼神看人时总慢半拍，带着点怯生生的躲闪。她干活倒是卖力，只是笨拙，擦桌子会碰倒笔筒，拖地时水桶咣当一声能把午休的人惊醒。没几天，茶水间就有了议论：“听说脑子不太灵光，李姐乡下远房亲戚，塞进来的。”“可怜倒是可怜，可别惹出什么事。”我通常不接话，只是心里那点说不清的、同为底层挣扎物的恻隐，让我在她又一次打翻废纸篓时，没有像别人那样皱眉，反而蹲下身帮她一起捡。
改变我对她看法，是从注意到她去老板办公室的次数开始。
我们老板周启明，四十岁，是这座城市白手起家的传奇之一，为人严肃，甚至有些冷硬，公司上下对他多是敬畏。他的办公室在最里间，巨大的红木门通常紧闭，象征着权威与距离。可陈素云，那个怯懦的保洁阿姨，进去的频率高得不正常。送水、收垃圾、擦拭书架……这些活计，似乎总也做不完。有一次，我加班到晚上九点，抱着一摞文件经过那条寂静的、只亮着应急灯的走廊，分明看见陈素云的身影印在老板办公室的毛玻璃上，就站在那张宽大的老板桌旁，一动不动，站了很久。她在看什么？等什么？
心里埋了根刺，再看她时，总觉得那畏缩底下，藏着别的什么东西。直到那个闷热的、暴雨将至的午后。
空气粘腻得像胶水，人心也浮着躁气。我因为一份加急的招标文件漏了页码，被项目经理当着众人面训得抬不起头，脸上火辣辣，心里却凉飕飕一片。抱着需要替换的文件，我垂头走向老板办公室，准备签字。门虚掩着，里面传出压低的人声，是周启明，但语调是我从未听过的——一种近乎诱哄的温柔。
“……姐，今天怎么样？没人难为你吧？”
没有回应。只有粗重的、不太顺畅的呼吸声。
鬼使神差，我停住脚步，从那条窄窄的门缝里望去。
陈素云背对着门，站在办公桌侧边。周启明——那个永远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眼神锐利得能刮下一层冰的周启明，此刻竟微微弯着腰，手里拿着一把木梳，正一下，一下，极轻极慢地梳着陈素云干枯泛黄的头发。动作小心翼翼，像对待一件价值连城却又易碎的瓷器。窗外铅灰色的天光投进来，给他镀上一层模糊的柔边，那场景怪异得让我脊背蹿起一股凉意。
然后，我看见陈素云的手动了。她那只粗糙的、指节粗大的手，慢慢地、有些迟疑地，拉开了老板桌中间那个抽屉。她对里面的东西似乎很熟悉，略一摸索，便抽出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她笨拙地解开绕线，从里面抽出一张纸。
周启明梳头的动作没停，甚至没有侧头去看，只是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种奇异的张力，飘进我竖起汗毛的耳朵里：
“姐，他们今天……有没有发现你是装的？”
嗡的一声，我脑子里那根绷紧的弦断了。装？装什么？发现什么？
陈素云依旧没说话，只是低着头，看着手里那张纸，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像老旧风箱般含混的声音。她的手指抚过纸张的某处，然后，像是确认了什么，又慢腾腾地、按照原样把纸塞回去，系好绕线，将文件袋推回抽屉深处。自始至终，周启明只是专注地梳着她的头发，仿佛那抽屉里取放的不是什么重要文件，而只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物事。
那张纸，我不可能看错标题栏的格式和抬头——那是一份医疗诊断证明。而陈素云手指停留按压的位置，通常是诊断结论栏。
我猛地后退一步，后背撞在冰凉的防火门板上，发出一声闷响。
“谁？”周启明警觉的声音立刻传来，方才那点温柔荡然无存，瞬间恢复成冰冷的金石之音。
“我……我，田颖，送、送文件，签字。”我舌头打结，心脏在胸腔里擂鼓。
里面静了一瞬，然后是抽屉轻轻合上的声音。“进来。”
我推门进去，手脚冰凉。陈素云已经退到了窗边角落，低着头，专注地看着自己的脚尖，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我的幻觉。周启明端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又是那个无懈可击的周总，只是眼神比平时更锐利几分，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我。
“文件放这儿。”他指了指桌面，语气平淡。
我几乎是挪过去的，放下文件，手指控制不住地轻颤。他拿起笔，龙飞凤舞地签下名字，整个过程没再看我一眼，也没再看角落里的陈素云。直到我把签好的文件抱在胸前，转身要逃离这令人窒息的房间时，他的声音才从背后传来，不高，却每个字都砸在我心上：
“田颖，做好分内事。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别问。公司需要稳定，员工需要饭碗。你说呢？”
我僵在原地，一股寒意从尾椎骨爬满全身。我没有回头，喉咙发干，只能挤出一个破碎的音节：“……是。”
走出那扇门，走进空调充足的开放式办公区，我却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冷汗浸湿了衬衫内衬。那天余下的时间，我像个游魂，周启明最后那句话，还有那诡异到极点的画面——“他们今天有没有发现你是装的？”——在我脑子里循环播放。装的？陈素云在装什么？智力障碍？可她那样子，明明就……
不对。我用力闭了闭眼。仔细回想，陈素云的“笨拙”和“迟钝”，似乎总在有人注意她的时候尤其明显。没人的时候呢？有一次我提前到公司，看见她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办公区拖地，动作虽然算不上麻利，但沉稳、有章法，甚至知道避开桌脚的网线。还有，她偶尔看向周启明时，那飞快掠过的、复杂到难以解读的眼神，绝非一个真正心智残缺的人所能拥有。
如果……如果她不是真的智力障碍，那她为什么要装？周启明又为什么要配合她，甚至……如此亲密地帮她遮掩？那份诊断书又是怎么回事？一个可怕的念头浮上来：那诊断书，会不会根本就是属于陈素云的？周启明在利用这份诊断书，让陈素云以“弱者”、“需要同情”的身份留在公司，留在……他身边？可他们的关系，绝不仅仅是老板和保洁员。那声“姐”，那梳头的动作……
疑团像雪球，越滚越大。我知道周启明的警告不是玩笑，可好奇心，还有一种莫名的不安与隐隐的正义感，驱使我像着了魔，开始偷偷观察。
陈素云住在城西一片等待拆迁的旧居民区，红砖楼，楼道里堆满杂物，空气中常年弥漫着霉味和饭菜的混合气味。我跟了她两次，确定了她住的单元。她生活极其简单，公司、住所、附近一个脏兮兮的菜市场，三点一线。倒是周启明，在陈素云下班后，我曾看见他那辆黑色的奥迪A8，远远地停在街角阴影里，停了很久，才无声驶离。他从未下车，也从未上楼，就那么守着，像一个沉默的幽灵守卫。
真正让我窥见一丝真相的，是公司里一个快要退休的老会计，王伯。有一次闲聊，说起公司元老，他抿了口浓茶，眯着眼，忽然压低声音：“小田啊，咱们周总，别看他现在风光，也是苦水里泡过的。听说老家是北边山里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村子，当年他爹妈死得早，好像就一个姐姐，大他不少，辛苦把他拉扯大，供他读书，结果自己熬坏了身子，听说……脑子出了点问题，后来走丢了，再没找回来。哎，周总这些年，没少花钱托人找，悬赏都发过好几轮，也是可怜……”
姐姐？脑子出了问题？走丢？
我端着水杯的手晃了晃，热水溅到手背上，烫得我一哆嗦。王伯后面还唏嘘了什么，我都没听清。脑子里只有惊雷炸响：陈素云？周启明那个走丢的、据说“脑子出了问题”的姐姐？
可年龄似乎对不上。周启明四十，他姐姐至少也该四十五六甚至五十。陈素云看起来，没那么大。除非……长期的困苦和某种“伪装”，让她显得格外苍老。
还有，如果陈素云真是他姐姐，他找到了她，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相认，好好照顾，反而要让她伪装成智力障碍，以保洁员的身份藏在自己公司里？那份诊断书，是以前就有的，还是……新的？周启明那句“有没有发现你是装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意识到，我可能撞破了一个巨大的、危险的秘密。这个秘密的核心，或许并非简单的姐弟情深。我需要知道更多，关于陈素云，关于周启明，关于那份诊断书背后的故事。
就在这时，母亲又打来电话，这次语气带着压不住的喜气：“颖颖啊，你大姨给你寻了个好人家！男的姓李，在开发区那边自己搞工程，年纪是大了点，三十八了，可人实在，有家底！照片我看了，浓眉大眼的，挺好！关键是人家诚意足，一听你情况，二话没说，答应先拿两万八见面礼！你周末一定回来见见！”
又是这一套。我心里烦闷得像塞了团湿棉花。“妈，我说了多少次，我的事我自己……”
“你自己什么你自己！你看看你多大了？等你‘自己’，黄花菜都凉了！”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恨铁不成钢的哭腔，“你爸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就盼着看你成个家！这李老板条件多好，过了这村没这店！就当妈求你了，回来见一面，成不成再说，行不行？”
听着母亲声音里的疲惫和哀求，我那些拒绝的话堵在喉咙口，咽不下去，吐不出来。最终，只能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行吧，我周末回去。”
也好，就当散心。而且，我老家在邻市，或许距离周启明和陈素云的老家不远？这个念头毫无来由地冒出来，却再也按不下去。
周末，我坐上了回县城的客车。车子驶离钢筋水泥的森林，窗外景色渐渐变成绵延的田野和低矮的丘陵，我的心却一点也没有放松，反而被更深的迷雾笼罩。家里果然又是一番兵荒马乱的“相亲动员”，父亲咳着，沉默地抽着烟，母亲则像迎接上级检查，屋里屋外收拾得锃亮，反复叮嘱我见面时要“笑，嘴甜，别轴”。
相亲安排在县城一家装修俗气的酒楼包间。李先生果然如母亲所说，身材微胖，面相敦厚，手指粗短，指甲缝里还留着点洗不净的黑灰，是常年和建材打交道的样子。他话不多，但眼神很活，尤其在母亲喜滋滋地提及那“两万八见面礼”时，他摆摆手，很是阔气地说：“阿姨，这都是小意思，只要田颖同志没意见，我老李是真心实意想成个家。”说着，目光热切地投向我。
我如坐针毡，只能低头夹着盘子里的菜，味同嚼蜡。李先生似乎看出我的勉强，也不恼，反而更殷勤地布菜，问些不痛不痒的问题。一顿饭吃得我身心俱疲。好不容易捱到结束，母亲让我陪李先生在县城河边“走走，说说话”。
晚风带着河水的腥气，路灯昏暗。李先生走在我身边半步远，搓着手，试图找话题：“田颖，你们在大公司上班，见识广。不像我们，土里刨食，呵呵。”
我敷衍地嗯了一声。
他忽然叹了口气，语气变得有些唏嘘：“其实，能找到你这样知书达理的，是我的福气。不瞒你说，我之前……也相过一个。”
我心头微动，侧头看他。他脸上露出一种混合着懊恼和晦气的神情。
“也是经人介绍，隔壁镇的姑娘，姓陈，长得倒是白白净净，看着也老实。”他咂咂嘴，“见面感觉还行，她家里催得急，没几天就定了，我按规矩给了两万彩礼，她就住过来了。开始还好，就是觉得她反应有点慢，话少，我以为就是性子闷。结果住了不到一个月，有一次为点小事拌嘴，我发现她……她好像有点不对劲。”
河边柳枝拂过我的肩膀，凉冰冰的。我下意识问：“怎么不对劲？”
“就是……你说东，她扯西，眼神发直，急了就咬自己手指头，呜呜地哭，说不清道理。”李先生眉头拧成疙瘩，“我起了疑，偷偷打听，你猜怎么着？”他凑近了些，压低声音，带着一股子发泄的怨气，“她家里一直瞒着！那姑娘是二级智力残疾！有证的！她家里人就是急着把这包袱甩出来，找个冤大头接盘！”
二级智力残疾。诊断书。
我耳朵里嗡鸣起来，呼吸有些不畅。“后来呢？”
“后来？还能怎么着！”李先生声音高了起来，引得远处散步的人侧目，他又赶紧压低，“我老李虽然急着成家，也不能当这冤大头啊！我把她送回去了，彩礼钱差点没要回来，她家那几个兄弟，凶得很……唉，亏大发了，还惹一身骚。所以我说，田颖，你是明白人，咱们都实在点，好好处，我肯定对你好……”
他后面絮叨的“诚意”和“保证”，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脑子里反复回荡着“二级智力残疾”、“诊断书”、“姓陈”、“隔壁镇”……这些碎片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拨弄，渐渐拼凑出一个让我手脚冰凉的轮廓。
陈素云也姓陈。周启明的姐姐，据说“脑子出了问题”。那份出现在周启明抽屉里的诊断书。周启明问她“有没有发现你是装的”。
难道……陈素云，就是李先生口中那个“二级智力残疾”的陈家姑娘？可她不是周启明的姐姐吗？还是说，周启明根本不是她弟弟，他们之间是另一种更诡异的关系？他用一份真的诊断书，控制了一个真的智力障碍者？可那句“姐”……
不，不对。如果陈素云是真的智力障碍，周启明何必多此一问“有没有发现你是装的”？“装”这个字，分明指向她知道自己是正常的，她在扮演！
除非……那份诊断书，是另一个人的。一个真正的、二级智力残疾的、姓陈的姑娘。而陈素云，在冒充她。
这个念头太过骇人，我僵在原地，河面的冷风吹来，激得我打了个寒颤。
“田颖？你怎么了？脸色这么白？”李先生关切地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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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猛地回过神，后退一步，拉开距离。“没、没什么，有点冷。李……李先生，今天谢谢款待，我有点不舒服，先回去了。”不等他反应，我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河边。
回到家，我无视母亲担忧的追问，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心乱如麻。我需要验证，需要知道更多关于那个“隔壁镇陈家”的事情。
第二天，我以“打听工程原材料”为名（李先生是做工程的，这个借口很自然），从母亲那里套出了李先生所在的镇子，又通过一个在镇派出所工作的远房表舅（谎称想了解当地民俗风情），极其迂回地打听：隔壁镇是不是有一户姓陈的人家，家里有个智力不太好的女儿，前阵子好像说了门亲事又黄了？
表舅在电话那头啧了一声：“你问老陈家啊？是有这么回事。唉，说起来也是作孽。他家那个小女儿，叫陈什么来着……哦，陈招娣，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脑子，二级残疾，一直养在家里。前两个月吧，是经人介绍了个外地的老板，听说彩礼给了不少，把姑娘接走了。可没一个月，又给送回来了，说是不合适。为彩礼钱还闹了一场，差点打起来。这事儿镇上都知道，老陈家那几个儿子，不是好相与的，那姑娘也可怜，接回来后就关在家里，不怎么让出门了。”
陈招娣。二级智力残疾。接走又送回。
时间点，和李先生的说法对得上。
那么，被接走的陈招娣，是真的智力障碍患者。而如果周启明抽屉里那份诊断书是陈招娣的，他为什么要留着别人的诊断书？陈素云又为什么要看？还看得那么仔细？
除非……陈素云，就是“陈招娣”。可她看起来并不像真正的智力障碍者，周启明还问她是不是“装的”。
一个更疯狂、更令人不寒而栗的猜想，逐渐浮出水面：有没有可能，真正的陈招娣，那个二级智力残疾的姑娘，已经被“处理”掉了？而陈素云，这个不知来历的女人，在周启明的帮助下，冒用了陈招娣的身份？那份诊断书，就是她冒充的“凭证”？周启明让她伪装成智力障碍，是为了让她这个“假陈招娣”更逼真，以免被李老板那样的“买主”或陈家的人识破？可周启明为什么这么做？陈素云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情人？同谋？他叫她“姐”……
我感到一阵眩晕，仿佛站在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边缘。我知道，我必须回公司，必须更接近陈素云，必须搞清楚诊断书的秘密，以及她和周启明之间，那诡异“姐弟”关系下的真相。
回城后，我改变了对陈素云的态度。我不再只是远远地观察，或者带着怜悯的疏离。我开始“主动”接近她。在她清洗茶水间时，我会“恰好”路过，递给她一包我没开封的零食，“素云姐，尝尝这个，挺好吃的。”起初，她总是受惊般缩一下，眼神躲闪，嘴里含糊地说着“不、不用”，但我坚持把东西塞进她围裙口袋，然后快步离开，不给她拒绝的压力。
慢慢地，她看我的眼神里，除了惯有的怯懦，多了一丝极细微的、类似困惑的东西。她依旧不怎么说话，但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一盒没拆封的进口巧克力碰掉在地上，滚到她脚边，她蹲下去捡，递还给我时，手指和我的轻轻碰了一下。她的手很凉，很粗糙，但那一瞬间，我感觉到她指尖几不可察的停顿，和一丝极其轻微的颤抖。那不是纯粹的迟钝。
时机在一个加班后的雨夜来临。暴雨如注，砸在玻璃幕墙上砰砰作响。办公室只剩我和陈素云——她在做最后的保洁。我抱着一叠资料，像是很随意地走到她身边，看着窗外被雨水模糊的霓虹，叹了口气：“这雨真大，素云姐，你带伞了吗？”
她正在擦拭一盆绿萝的叶子，闻言动作停了停，摇了摇头，没吭声。
“我带了，还挺大的。一会儿一起走吧，我打车，顺路送你一段。”我说得自然，心里却绷紧了弦。
她猛地抬起头，第一次如此直接地、长时间地看着我。走廊顶灯在她眼里投下两点微弱的光，那光后面，是一片深不见底的、翻涌着什么的潭水。有警惕，有茫然，还有一丝……几乎难以捕捉的、类似恳求的东西？
“……不、不麻烦。”她声音干涩。
“不麻烦，反正顺路。”我坚持，拿起包和伞，“走吧，再晚更不好打车了。”
她犹豫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会断然拒绝。最终，她低下头，默默地收拾好工具，跟在了我身后半步远的地方。
出租车里，空间狭小，雨水敲打车顶，嘈杂又带着一种奇异的隔绝感。我报了她住的小区地址，她身体几不可察地僵了一下。我假装没看见，望着窗外流淌的雨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她听：“这雨，让我想起我老家。我们那儿一下大雨，山路就不好走，容易出事。以前我们村就有个姑娘，下雨天跑丢了，家里找了好多年都没找到，怪可怜的。”
她没有反应，只是更紧地攥住了膝盖上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带子，指节用力到发白。
我顿了顿，继续用那种平淡的、聊家常的语气说：“说起来也挺巧，我周末回家，听人说起一件怪事。就我们邻镇，有户姓陈的人家，家里有个女儿，好像也是小时候生病，脑子不太灵光。前阵子说了门亲，男方给了不少彩礼，可没过多久，姑娘就被送回来了，说是……不太合适。”
我用眼角的余光瞥着她。她的呼吸，在我说到“姓陈”和“脑子不太灵光”时，骤然屏住，虽然只有短短一瞬，但在密闭的车厢里，在我全神贯注的倾听下，清晰可辨。她的肩膀微微缩起，那是一种防御的姿态。
“听说那姑娘，”我慢慢地说，字斟句酌，“好像叫……陈招娣？”
“嘎吱——”一声刺耳的摩擦声，是陈素云的指甲，划过帆布包粗糙的表面。她的头垂得更低，几乎要埋进胸口，整个人在昏暗的光线里，缩成僵硬的一团。没有否认，没有疑问，只有一种近乎窒息的沉默，和微微的颤抖。
司机师傅拧开了收音机，咿咿呀呀的戏曲声流淌出来，更衬得车厢后半部分的死寂。我没再说话，只是看着窗外被雨水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城市光影。我知道，我抛出的石头，已经在她死水般的心湖里，激起了剧烈的、看不见的波澜。她或许不会告诉我什么，但她的反应，已经说明了很多。
接下来的几天，陈素云明显在躲着我。即便在走廊迎面碰上，她也飞快地垂下眼，加快脚步离开，像受惊的兔子。但我注意到，她停留在老板办公室里的时间似乎更长了。有一次，我甚至看到她从里面出来时，眼角有些发红，像是哭过。周启明看我的眼神，也越发深沉难测，有一次在电梯里单独遇上，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看了我一眼，那目光里的警告和审视，让我如坠冰窟。
我知道我可能打草惊蛇了。但我停不下来。那个雨夜的试探，那声指甲刮擦的锐响，像钩子一样挂住了我。我必须知道真相，否则我会被这巨大的谜团和不安吞噬。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被派去开发区管委会送一份紧急材料。事情办得出乎意料的顺利，比预计提前了一个多小时。鬼使神差地，我没有直接回公司，而是在一个路口让司机调头，开往城西那片旧居民区。
我让车停在小区对面的便利店门口，隔着一条马路，望着陈素云住的那栋灰扑扑的楼房。我不知道自己想看到什么，或许，只是某种无望的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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