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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颖将最后一份文件塞进碎纸机时，时针刚好指向六点半。窗外，北京东三环的写字楼群已亮起星星点点的光，像是这座城市永不熄灭的电子脉搏。我揉了揉发酸的眼角，收拾好包离开公司。地铁上，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闺蜜发来的消息：“我爸又向我要钱了，这次说是医保报销出了问题，缺口两千。”
我盯着屏幕上“爸”这个字，心里像堵了团棉花。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徘徊良久，最终只打出两个字：“给他？”
消息发出去，我突然觉得可笑。三十五年的人生里，我给过太多类似的建议，却从未能给自己一个答案。地铁呼啸进站，人群将我推出车厢，我随着人潮移动，脑海里却浮现出另一张脸——陈晓梅，那个和我有着相似境遇的同事。
“晓梅最近怎么样？”我回复闺蜜。
“还能怎么样，前天她爸又去她公司闹了，说是不给生活费就去劳动局告她不赡养老人。她领导都找她谈话了，怕影响公司形象。”
我站在人行横道前等红灯，秋风卷起几片落叶，打着旋儿落在我脚边。绿灯亮了，我却迈不开步子，脑海里全是陈晓梅那张强颜欢笑的脸。她在茶水间跟我提过一次，她爸每个月固定要四百，雷打不动，比房东收租还准时。可她自己已经失业快一年了，靠接点零散的设计活勉强糊口。
“我有时候想，要是小时候他对我好一点，哪怕只有一点，我现在也不会这么难受。”陈晓梅说这话时，正用勺子搅着已经凉透的咖啡，眼圈红红的，却没掉一滴泪。
我最终还是过了马路，却拐向了常去的小酒馆。推门进去时，陈晓梅已经坐在老位置上了，面前摆着半杯啤酒。
“田姐。”她抬头冲我笑笑，那笑容像糊了层薄纸，一戳就破。
我在她对面坐下，点了杯一样的。“听说你爸又去公司了？”
陈晓梅的肩膀垮了下来，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脊梁骨。“这次闹到总裁办去了，说我无情无义，自己吃香喝辣，让老父亲喝西北风。田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妈早没了，我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服务生送来我的啤酒，杯壁上凝结的水珠像眼泪一样滑落。我看着陈晓梅，这个比我小八岁的姑娘，突然想起了十五年前的自己。
“你知道我爸最后找我要什么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有些陌生，“他要我给他办后事的风光钱，说是村里老人都有预备，他没面子。那时候我刚被裁员，房贷断供三个月，银行天天打电话催。”
陈晓梅睁大眼睛：“你给了？”
“给了。”我喝了一大口啤酒，苦涩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我把结婚时我妈给的金镯子卖了，那是我唯一值钱的东西。我前夫知道后，跟我大吵一架，说我没底线。三个月后，他就搬出去了。”
酒馆里正放着一首老歌，旋律悲伤得让人心头发紧。陈晓梅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轻声说：“田姐，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我们总是妥协？明明他们没养过我们，为什么我们还觉得自己欠他们的？”
这个问题像一把生锈的钥匙，打开了记忆深处那扇我以为已经焊死的门。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夏天，回到了槐树村，回到了我拼命逃离的地方。
我叫田颖，出生在河北一个叫槐树村的地方。村里的老人说，村头那棵老槐树有三百年了，见证了村里所有人的悲欢离合。我妈生我时大出血，没挺过来。我爹田大山在我三岁那年离家出走，把我扔给了爷爷奶奶。村里人说，他是去城里“闯荡”了，可这一闯，就是二十年。
我是在爷爷奶奶的背上长大的。奶奶是村里的小学老师，退休金微薄；爷爷是农民，守着两亩薄田，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他们从没让我受过委屈。我七岁那年，村里来了个收古董的，看中了奶奶嫁妆里的一对银镯子，出价八百——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奶奶犹豫了很久，最后摇摇头：“这是留给我孙女将来当嫁妆的。”
那天晚上，我起夜时听见爷爷奶奶在说话。爷爷咳嗽着说：“要不还是卖了吧，颖子马上要上学了，开销大。”奶奶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不行，这是她妈留下的唯一念想了。钱的事，我想办法。”
后来我才知道，奶奶的办法是每天放学后，走五里路去邻村的砖厂打零工，搬一块砖半分钱，一天要搬两千块才能挣十块钱。她的腰就是那时候坏的，一到阴雨天就疼得直不起来。
我十岁那年，田大山回来过一次，穿着时髦的皮夹克，头发抹得锃亮。他提了一箱牛奶，说是城里人喝的，高级。奶奶接过牛奶，手有些抖。田大山在屋里转了一圈，皱起眉：“爸，妈，这房子也该翻修了，等我下回赚了钱，给你们盖个新的。”
“不用，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爷爷蹲在门槛上抽旱烟，头都没抬。
田大山这才看向我，像是刚刚发现我的存在。“这是颖子吧？长这么大了。”他想摸我的头，我躲开了。他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然后从钱包里掏出两百块钱塞给我：“拿着，买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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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百块钱，我一分没花，夹在了语文书里。后来奶奶生病住院，我拿出来交了医药费。奶奶知道后，搂着我哭了一场，说委屈我了。可我觉得一点都不委屈，我只恨自己太小，不能挣更多的钱。
田大山只待了一天就走了。临走时，他站在老槐树下跟奶奶说：“妈，等我在城里站稳脚跟，就把颖子接过去，让她受好教育。”奶奶没说话，只是拉着我的手，攥得紧紧的。
后来我才从村里人那里听说，田大山在城里又成了家，那个女人比他小十岁，是服装店的售货员。他们生了个儿子，日子过得不错。村里有人说闲话，说田大山有了新家就忘了旧的，连亲生女儿都不管。爷爷奶奶从不接话，只是更加疼我。
我十八岁考上省城的大学，是村里第一个本科生。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爷爷去镇上买了两挂鞭炮，在村口放了。硝烟味弥漫在空气里，像某种宣告。奶奶翻箱倒柜找出一个手绢包，里面是整整齐齐的一沓钱，有零有整。
“这是我和你爷这些年攒的，你拿着，交学费。”奶奶的眼睛已经花了，看人时要眯起来。
我数了数，一共八千三百六十四块。我知道这里面每一分钱都是他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我抱着奶奶哭，说我不要，我去申请助学贷款。奶奶拍着我的背，像小时候一样：“傻孩子，拿着。我跟你爷还能动，能挣。你去了好好学，给咱家争气。”
临走前一天，我去老槐树下坐着。夕阳把树影拉得很长，我想起了田大山，那个二十年里只出现过一次的父亲。我不知道他如果听说我考上大学，会不会为我骄傲。但很快我就甩开了这个念头，他不配。
大学四年，我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没再要过爷爷奶奶一分钱。每年寒暑假回去，都能看到他们又老了一些。奶奶的腰更弯了，爷爷的咳嗽更厉害了。我劝他们别种地了，他们总是说：“还能动，闲着也是闲着。”
大四那年，我在一家公司实习，每个月有一千五的补贴。我省吃俭用，攒了三千块钱，给爷爷奶奶买了台洗衣机。送回去那天，奶奶摸着崭新的洗衣机，又高兴又心疼：“花这钱干啥，衣服我还能洗。”但第二天，她就学会了用，逢人便说：“这是我孙女给买的，全自动的，可好使了。”
毕业后，我留在省城工作，进了一家外企。第一个月工资三千二，我寄回去两千。奶奶打电话来，声音哽咽：“你自己留着花，城里开销大。我跟你爷不缺钱。”但我还是每个月都寄，雷打不动。
工作第三年，我认识了张伟。他是我的同事，踏实稳重，对我很好。谈婚论嫁时，他父母来我家提亲，看到我家的老房子，没说什么，但眼神里的轻视藏不住。我爷爷奶奶紧张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
“颖子是个好姑娘，就是命苦，从小没爹没妈。”奶奶说着，眼圈红了。
张伟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以后我们就是你的父母。”
婚礼那天，我穿着租来的婚纱，在老槐树下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我一手挽着爷爷，一手挽着奶奶，笑得特别开心。田大山没有来，甚至不知道我要结婚。我也没有告诉他，觉得没必要。
婚礼结束的晚上，奶奶把我叫到里屋，拿出一个红布包。“这是你妈留下的，当年没舍得卖，现在给你了。”里面是那对银镯子，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我抱着奶奶哭成了泪人。爷爷在门外咳嗽，声音苍老而疲惫。
婚后第二年，爷爷走了。脑溢血，没遭什么罪。我赶回去时，奶奶一个人坐在灵堂前，身影单薄得像一片纸。我抱着她，感觉到她在颤抖，却没有哭。
“你爷走前说，最放心不下你，怕你一个人没人疼。”奶奶的声音很轻，“我说，颖子现在有人疼了，你放心吧。”
爷爷的葬礼上，田大山来了。他老了，头发白了一半，背也有些驼。他走到爷爷灵前，跪下磕了三个头，然后走到我面前，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我没给他机会，转身去招呼客人了。
后来听村里人说，田大山这次回来，是因为他和后来的妻子离婚了，儿子跟着妻子走了，他现在一个人。村里有人劝他回村，他摇头，说城里住惯了。
爷爷走后，我把奶奶接到了省城。老人不习惯，总念叨着想回村。住了半年，还是回去了，说在城里像坐牢。我只能每个月回去看她，给她买吃的用的，雇邻居帮忙照看。
又过了三年，奶奶也走了。临终前，她拉着我的手，眼睛已经看不清了，但还努力睁着：“颖子，要好好的。要是以后......要是你爹......唉，算了。”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点了点头：“奶奶，我懂。”
办完奶奶的丧事，我站在老槐树下，看着这个我出生、长大的地方，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爷爷奶奶都不在了，这个村子对我来说，就真的只是一个地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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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城的高铁上，我收到一条陌生短信：“我是你爸。听说你奶奶走了，节哀。我最近身体不太好，能不能打点钱给我看看病？”
我看着那条短信，手抖得几乎握不住手机。二十七年，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联系我，是为了要钱。我删了短信，拉黑了号码，眼泪却止不住地流。
可事情并没有结束。两个月后，田大山直接找到了我的公司。那天我正在开会，前台说有人找，说是你父亲。我心里一沉，让他在会客室等。
走进会客室，我看到一个头发几乎全白、穿着廉价西装的男人。他和记忆中的田大山判若两人，只有眉眼间还有一点熟悉的影子。他局促地站起来，搓着手：“颖子，你......你长大了。”
“有事吗？”我的声音冷得自己都觉得陌生。
“我......我最近手头有点紧，你奶奶留下的房子，你看......”他吞吞吐吐。
“奶奶的房子我打算留着，不卖。”我打断他。
“不是卖，是......你能不能借我点钱？三万，就三万。我补交社保，还差三万五。等我领了退休金，就还你。”
三万五。我看着他，突然很想笑。奶奶生病住院时，他连个电话都没有。现在要钱，倒是理直气壮。
“我没有钱。”我说。
“你怎么会没有钱？你都当上经理了，一个月工资得上万吧？”他的声音提高了些，“我可是你亲爹！你奶奶没教过你要孝顺吗？”
这句话像一把刀，扎进了我最疼的地方。我深吸一口气：“我还有会，请你离开。”
“田颖！你别太过分！”他站起来，声音引来外面同事的侧目，“你要是不给，我就去找你领导，让大家评评理，看看你这个不孝女！”
最后我还是给了他三万五。不是怕他闹，而是不想让奶奶在九泉之下还要被人议论，说她没教好孙女。我把钱转给他时，附了一句话：“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不要再联系我。”
他收了钱，回了一句：“谢谢女儿，爸以后有钱了一定还你。”
我没回，删了聊天记录，仿佛这样就能把这个人从我的生命里删除。
我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用三万五买断一段从未存在过的父女关系，虽然贵，但清净。可我错了。
一年后，他又来了。这次是通过律师，一纸诉状把我告上法庭，要求我每月支付四百元赡养费。理由是，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无经济来源，而我有稳定工作和收入，应当尽赡养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