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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军拉上门帘说道：“这个徐梅1957年跟着家里人去了香港那边，属于华侨，之前是在咱们报社驻港办事处工作的。
现在把她调回来工作，主要是她的英语好，而且和老外有过打交道的经验，有些对外新闻稿让她负责。
她人挺好的，就是作风吧，有点问题，她女儿这次还跟团当行程翻译，也是英文英文好，和老外打交道有经验。
我们现在就缺少这样的人，怎么对外交流，听说今年有很多日本人回来认祖归宗，各地都需要这样有经验的人来陪同。”
“什么作风问题啊？”刘玉梅好奇的问道。
“我也只是听单位一些同事说的，这丫头没爹，父亲是谁，谁也不知道，徐梅未婚先孕，生下了这孩子，和谁生的，大家都不知道。”陈建军说道。
这事别说此时国内了，就是未来放在全球范围内，那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尤其对于孩子而言。
被人问你爹是谁啊，孩子都没法回答。
说句难听的，这就是个野种，估计徐萌萌打小肯定被人背后或者当名面这么叫过。
放在这时期的国内，那更是问题了，确实属于严重作风问题了。
怪不得徐萌萌对待她母亲的态度是那个样子，不过这丫头的普通话说的真好，没啥口音。
仔细想想也是，早期去香港的基本都是内地过去的，老一辈的港星说普通话都好，最早的香港就是上海那边过去的，这里上海不是说上海人，而是当初的远东第一城在上海的从业者，来自于国内的五湖四海精英聚集的上海从业者平移到了香港，才有了后来辉煌的香港。
“这事，咱们就装作不知道，别因为这事，把邻里关系处的不好，说不定未来几十年都要住一起呢。”陈建军提醒道。
第二天，陈实一家搬进了新家，并且给徐梅家带了一些礼物，又给其他街坊送了点。
徐梅家和周边邻居基本没往来，很多人不愿和她家往来，深怕风向不对，这家人会出事，牵扯来是非。
徐萌萌待在屋内翻译着书籍，把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
主要是这时期的图书资源匮乏，大部分人无书可看。
1979年，顾城在卧室的墙上写了一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黑夜褪去，浪漫的时代拉开序幕。
这时期国内的图书缺口巨大，国家赶印了一大批文学名著。
【基督山伯爵】，【红与黑】，【简爱】等，一上市就一本不剩，印刷售卖了上百万册。
后来很多年轻人并不觉得这些书有多么好看，这不怪年轻人，而是二十一世纪后年轻一代有更多的选择了。
这时期大家只能看这些，这些书让人们就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一般。
之前可看的书籍，大多是教育类的和报纸，没啥可看的内容。
文学稀缺后的突然释放，进入了全民阅读的时代。
反反复复的阅读，反反复复的抄写精美语句，反反复复的讨论剧情。
阅读，成了大部分人的唯一娱乐方式。
1980年4月，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去世，又引发了一波萨特热潮。走在街上，几乎每人腋下夹着一本萨特，每个人都能说上一句“他人即地狱”。
80年代的工厂里，经常能看到工人捧着萨特的书阅读。
萨特带起了阅读艰深书籍的风潮，《存在与虚无》和《梦的解析》这样学术类的书也印发了15万册。
很难想象符号学著作《人论》也发行了23万册。若是放到现在，估计只有部分传播学的考研学生听过。
1981年，《东方快车谋杀案》《福尔摩斯探案集》《海底两万里》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港台的作品也进了新华书店。
1972年9月，《鹿鼎记》在《明报》上刊完最后一节，金庸宣布封笔。十年后，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在大陆地区发行，小说也随之畅销。
金庸没想过自己能缔造武侠神话，他说：“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
古龙、琼瑶和金庸一起登场，绝版30年的《围城》也在这时重印。通俗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交锋，难分高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