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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里的水龙头滴滴答答响着，陈薇第三次拧紧后，水流声依然顽固地穿透清晨的寂静。她盯着不锈钢水槽里残留的苹果皮，那些细长的螺旋状果皮散乱堆叠，像某种枯萎的藤蔓植物。
“薇薇，我的水果呢？”
客厅传来周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平稳，甚至带着一丝理所当然的期待。
陈薇的手指关节微微发白，她深吸一口气，将最后一块苹果切成均匀的小块，插上牙签，摆进那只印着“世界最佳丈夫”的瓷盘——那是三年前她心血来潮买的，如今看来讽刺至极。
“来了。”她的声音比预期中平静。
周明半躺在沙发上看手机，眼睛甚至没有从屏幕上移开，只是伸出手。陈薇将盘子放在他手边的茶几上，瓷盘与玻璃碰撞发出清脆声响。
“这么响做什么？”周明终于抬头，瞥了她一眼，“你就是我家的奴隶，知不知道？”
他说这话时带着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眼睛里闪烁着一种陈薇花了五年婚姻才读懂的光芒——那不是玩笑，而是测试，是确认自己统治地位的试探。
“奴隶也要有工资的。”陈薇听见自己这样说，声音里没有波澜。
周明愣了一下，随后大笑起来：“哟，今天有脾气了？快去把阳台的衣服收了，要下雨了。”
陈薇转身走向阳台，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窗外天色确实阴沉下来，远处传来闷雷声。她机械地收着衣服，脑子里却回放着昨天社区工作会议上自己的发言——条理清晰，引经据典，在场领导频频点头。她是社区最年轻的副主任，辖区五个小区的业主群都存着她的号码，有事情他们找的不是物业，是“陈主任”。
可回到这里，她是“奴隶”。
“妈妈！”
五岁的女儿婷婷跑过来抱住她的腿，小脸上沾着颜料。陈薇蹲下身，用拇指轻轻擦去女儿脸颊的蓝色水彩：“又和奶奶画画了？”
“奶奶教我画向日葵！”婷婷眼睛亮晶晶的，“爸爸说周末带我去游乐场，真的吗？”
陈薇顿了顿：“爸爸这么说的？”
“嗯！拉钩了！”
陈薇望向客厅，周明正对着手机屏幕笑，大概是刷到了什么有趣的视频。他没有和自己商量，又一次单方面承诺。上周他才说这个周末要参加轮滑俱乐部的集训，为下个月的省际比赛做准备。
“妈妈，你不开心吗？”婷婷敏感地察觉到了什么。
“没有，宝贝。”陈薇抱起女儿，“妈妈只是在想事情。”
婆婆从厨房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刚炖好的鸡蛋羹：“薇薇，我给你炖了点鸡蛋，最近看你脸色不好。”婆婆声音温和，带着乡下人特有的质朴关怀。
“谢谢妈。”陈薇接过碗，热气模糊了她的眼镜片，“您带孩子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婆婆摆摆手，“倒是你，工作家里两头忙，我看明明天天闲着，也不多帮帮你。”
陈薇没有接话。她曾经试图让周明分担家务，得到的回应是：“我工作一天够累了，这些本来就是女人该做的事。”那时候她挣得还没他多，在商场做会计，每月四千二，比他少两千。周明是中学体育老师，工作稳定，有寒暑假，确实有更多时间发展爱好——轮滑、登山、钓鱼，他的生活丰富多彩。
而她呢？上班，下班，做饭，打扫，带孩子。即使后来她考进社区，工资慢慢涨上来，甚至利用业余时间考了社工证，开始承接一些社区心理辅导的小项目，家里的模式依然如故。
转变发生在两年前，社区对面那家花店转让。陈薇犹豫了一周，用自己攒的八万块钱和母亲支援的五万，盘下了店面。周明当时反对：“你已经有稳定工作了，开什么店？赔了怎么办？”
“赔了算我的。”陈薇记得自己当时这样说，声音很轻，但异常坚定。
花店取名“薇光”，她每天六点起床，先去店里打理一小时，再赶去社区上班。午休时间回去照看，晚上下班后继续忙到九点。婆婆帮忙接孩子，母亲时不时塞钱过来——“你们刚起步，压力大”。周明呢？他说：“你自己选的路，别指望我帮忙。”
第一年勉强保本，第二年她调整策略，增加绿植租摆业务，对接了几家小公司和两个小区的物业，生意渐渐好转。如今店里每月净利润八千打底，加上社区工资三千，税后一万二左右。而周明，体育老师，工资条上的数字六年如一日：六千三。
经济地位的变化没有立即改变家庭权力结构，但却在陈薇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她开始注意到一些以前忽略的细节：周明如何在她表达不同意见时皱眉；如何在她说想买某件衣服时说“不适合你”；如何在她说想报名参加一个社区治理培训时说“有什么用”。
最刺痛的一次，是她母亲生日，她想买一条一千多的珍珠项链。周明说：“没必要，你妈又不讲究这些。”可她明明看到上周他给自己母亲买了一件八百多的羽绒服，眼都没眨。
那天晚上，陈薇对着浴室镜子看了很久。镜中的女人三十一岁，眼角有了细纹，头发因为疏于打理而干枯毛躁，身上穿着三年前的居家服，袖口已经起球。她突然想起大学时的自己，演讲比赛一等奖，辩论队最佳辩手，穿着高跟鞋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
“你把自己弄丢了。”镜中的女人对她说。
转变是缓慢而坚定的。陈薇不再询问周明“晚上想吃什么”，而是直接做自己和女儿喜欢的菜。周明抱怨了几次，她平静地说：“不喜欢可以自己做。”第一次这么说时，周明愣住了，随后摔门而去。
冲突爆发在一个周三晚上。周明轮滑训练回来，满身是汗，把脏衣服随意扔在刚拖干净的地板上。
“捡起来。”陈薇说。
“什么？”周明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把你的脏衣服捡起来，放到洗衣篮里。”陈薇放下手中的书，抬头看他。
周明笑了，那种熟悉的、似笑非笑的表情：“你今天吃错药了？”
“没有。”陈薇站起身，她的身高只有一米六，比周明矮十五公分，但此刻她的姿态却有种不容置疑的力量，“这是我家，我拖的地，我不想看到脏衣服随便扔。”
“你家？”周明提高了音量，“房产证上写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首付是我爸妈出的三十万，月供这三年大半是我在还。”陈薇的声音依然平静，“需要我拿出银行流水吗？”
周明的脸涨红了。他嘴巴张开又合上，几次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弯腰捡起了衣服，重重摔进洗衣篮。
那一晚，陈薇尝到了一种陌生的快感——不是喜悦，而是一种冰冷的、锋利的、带着刺痛感的确定：他并非不可战胜。
接下来的几个月，家庭成了一个无声的战场。周明指责陈薇不再关心家庭，她回应：“我关心的方式变了。”周明抱怨她不再温柔体贴，她说：“温柔是相互的。”
陈薇开始刻意打击周明的自信——在他做错小事时。有一次周明修卫生间的水龙头，弄得满屋是水也没修好。陈薇没有像以前那样安慰说“没关系”，而是说：“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还总觉得自己多了不起。”
周明想反驳，但笨嘴拙舌的他找不到合适的词，只是瞪着眼睛，脸憋得通红。
“我说错了吗？”陈薇追问，“你月薪六千，我月薪一万二；你妈在这带孩子，我妈出钱补贴；你下班就知道玩轮滑，我下班还要去店里。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
这些话像刀子，一刀刀削去周明身上的某种东西。他变得沉默，回家后更多时间待在书房，或者干脆去训练到很晚。陈薇起初感到一阵轻松，但很快，这种轻松被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取代——那是胜利的空虚，混杂着一丝不安。
婆婆察觉到了变化，小心翼翼地问：“薇薇，你和明明是不是闹矛盾了？”
“没有，妈。”陈薇挤出一个笑容，“夫妻哪有不吵架的。”
老人叹了口气：“明明这孩子，从小被他爸宠坏了，大男子主义。你别往心里去，多让让他。”
让。这个字在陈薇舌尖打转，最终咽了回去。她已经让了五年，让出了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时间，甚至一部分自我。现在她不想再让了。
真正的对决发生在周明宣布要参加外省轮滑比赛的那个晚上。他兴致勃勃地摊开计划表：“这次比赛很重要，俱乐部推荐我去的。赛前需要封闭训练一周，加上比赛三天，来回大概十天。”
陈薇正在核算店里的月度报表，头也没抬：“什么时候？”
“下个月8号到18号。”
“婷婷下个月12号幼儿园开放日，要求父母至少一方参加。”
周明顿了一下：“那你参加一下不就行了？”
“我14号要带社区舞蹈队去市里比赛，我是领队。”
“那你调整一下时间。”
陈薇终于抬起头：“周明，婷婷五岁了，你参加过几次家长会？三次？四次？每次都说有事。你妈高血压上周去医院，是我陪的。家里空调坏了，是我找人修的。现在你要为了一个轮滑比赛，十天不着家，你觉得合适吗？”
“这是我的爱好！我有追求自己爱好的权利！”周明声音大了起来。
“爱好？”陈薇放下手中的笔，“你把爱好当成生活重心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有没有想过这个家需要你承担的责任？”
“我怎么没承担了？我工资不是都交给你了吗？”
“你那点工资，还完房贷还剩多少？”陈薇站起身，“周明，我不想再和你吵。你要去可以，先把婚离了，恢复单身，你爱去哪去哪，没人管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