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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20日，韩城。
深夜十一点，朱琳刚批完最后一份关于包头钢铁厂产能提升的报告，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总指挥，紧急情报。”魏子清推门而入，脸色凝重。这位西北抗日救国军情报处长，是朱琳从智利带回的骨干之一，素来沉稳干练，此刻却眉头紧锁。
“什么事？”朱琳放下钢笔。
“西北无人区发现两具尸体，一对夫妻，死状蹊跷。”魏子清将卷宗放在桌上，“当地警察初步判定为互杀身亡，但现场有些细节……不对劲。”
朱琳翻开卷宗。照片上，荒凉的戈壁滩中，两具尸体相对倒卧，各自手中握着刀。男人胸口插着切肉刀，女人腹部插着砍骨刀，鲜血已凝固成深褐色。
“相互拿刀将对方干掉，同归于尽？”朱琳抬头问。
“表面看是这样。”魏子清点头，“这是凶器。”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两把用油布包裹的刀，放在桌上。
朱琳仔细端详。两把刀都还沾着干涸的血迹，刀柄是普通的木柄，刀刃有明显的使用痕迹。一把刀身宽厚，是典型的砍骨刀；另一把窄而薄，是切肉刀。
“上面没有其他人的指纹。”魏子清补充，“只有他们夫妻自己的。刀上的血迹也与对方伤口吻合。”
“你们调查过刀的来历吗？”
“查了。是我们西北工业园三年前为周边农牧民统一打造的刀具，每户一套，包括砍骨刀、切肉刀、剔骨刀各一把。这批刀在西北地区发放了上万套，没有什么特别。”
朱琳的手指轻轻敲击桌面，目光再次落在卷宗上：“夫妻姓名？”
“王德福，四十二岁；李秀英，三十九岁。原籍北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逃难到西北，在张掖附近开荒种地。邻居反映夫妻感情尚可，偶尔争吵但从未动过手。”
“北平来的……”朱琳沉吟，“在西北六年了。突然互杀？”
“这也是疑点。”魏子清道，“警察走访了周边二十里内的所有住户，没人听说他们近期有大矛盾。而且——”他顿了顿，“现场财物未丢失，排除了劫杀可能。”
朱琳合上卷宗，起身走到窗前。夜色深沉，远处兵工厂的灯火依稀可见。
“问题很大。”她转过身，“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去西北。我要亲自看现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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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清晨。
车队驶出韩城。朱琳的卫士车打头，魏子清和四名警卫员乘坐另一辆车紧随。李萍这次没有随行——她的丈夫是韩城卫戍部队的营长，最近部队正在换防，她留在家中处理一些事务。
车子沿着新修的公路向西行驶。道路两旁，去年栽下的白杨树已经有一人多高。经过五年建设，西北的交通网已初具规模，从韩城到张掖的公路全程硬化，车程从过去的三天缩短到十个小时。
上午九点，车队经过延安。路边正在操练的八路军战士见到车队，纷纷停下动作立正敬礼——他们认得那辆特殊的卫士车，认得车头那面火凤凰旗。
朱琳让司机放慢车速，摇下车窗回礼。
“敬礼！”带队军官高喊。
上百名战士齐刷刷敬礼，目光中透着敬意。这些战士中，不少人使用的还是西北抗日救国军提供的“中华一型”步枪——那款1925年定型、使用中间威力弹的八发漏夹步枪，比日军的武器轻便得多。
车队继续西行。
卫士车的引擎轰鸣，动力十足。这款车采用朱琳从火种系统中获得的柴油机技术，最大功率150马力，越野性能极佳。一个小时后，车子已进入真正的西北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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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警察局，下午两点。
停尸房里阴冷潮湿。两具尸体并排放在水泥台上，盖着白布。
朱琳戴上手套，轻轻掀开白布。尸体已经做过初步清理，但伤口依然触目惊心。她仔细检查两人的手部——虎口有茧，是常年劳作留下的；指甲缝里有泥土，但没有搏斗时可能留下的皮屑或血迹。
“死亡时间？”她问。
“根据尸僵和腐败程度判断，大约五天前，也就是7月16日夜间。”法医回答，“发现时间是7月19日清晨，一个放羊娃看到的。”
朱琳又检查了伤口。男人的伤口在左胸第三、四肋骨之间，刀刃完全没入，直刺心脏；女人的伤口在腹部，刀刃向上斜刺，伤及肝脏。
“两人都是当场死亡。”法医补充，“从出血量和伤口位置看，几乎同时毙命。”
朱琳沉默地检查着，从头发到脚底，不放过任何细节。然而就像魏子清说的——表面证据全都指向互杀。
“总指挥，这是我们整理的卷宗。”一个年轻警察递上文件夹，“包括夫妻俩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近期行踪。和魏处长的资料一致。”
朱琳接过，快速翻阅。王德福和李秀英，北平小商人出身，逃难到西北后领了三十亩荒地，种小麦和棉花。邻居反映他们为人本分，与人为善。有一个儿子，十七岁，今年初参军去了山东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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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显示，7月15日他们还在集市卖棉花，一切正常。7月16日晚上，有人看见他们家的烟囱冒烟，应该是做了晚饭。然后就是7月19日被发现死在离家三里外的戈壁滩。
“你们调查过他们近期和什么人来往吗？”朱琳问。
年轻警察摇头：“问遍了。这对夫妻生活很规律，除了每月一次去集市，几乎不与人来往。最近半年，没有陌生人找过他们。”
朱琳合上卷宗，看向窗外。警察局院子里，几棵白杨树在热风中摇晃。
“今天先到这里。”她说，“明天我再去现场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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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招待所，傍晚。
朱琳的房间在二楼东侧，窗户正对着街道。魏子清安排了两名警卫员守在门口，另外两人在楼下警戒。
晚饭后，朱琳站在窗前，看着渐渐暗下来的街道。西北小镇的夜晚来得早，七点刚过，街上已少有行人。对面的“悦来客栈”亮起了煤油灯，窗纸上晃动着人影。
她总觉得哪里不对。
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在夜里去三里外的戈壁滩？为什么偏偏带着两把刀？如果是争吵互杀，为什么不在家里？
还有那两把刀——工业园统一打造的刀具，固然没有特别，但正因为普通，才更容易被替换、做手脚……
“咚咚。”敲门声打断她的思绪。
“进来。”
魏子清推门而入：“总指挥，我刚收到韩城电报。歼-3舰载型的风洞试验通过了，黄文瀚问您下一步指示。”
“告诉他，按计划进行。”朱琳道，“另外，让技术部门检查一下，那批民用刀具的生产记录有没有异常。”
“您怀疑刀被调包了？”
“只是一种可能。”朱琳揉了揉眉心，“明天去现场，也许能找到更多线索。”
魏子清离开后，朱琳继续站在窗前。夜色渐深，对面客栈的灯一盏盏熄灭。只有三楼最西侧那个房间，还亮着微弱的灯光。
她不知道，在那个房间里，正有一双眼睛透过窗帘缝隙，死死盯着她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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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来客栈，三楼西侧房间。
窗帘被掀开一道缝，一只望远镜伸出，对准对面二楼的窗户。
窗前站着一个男人，约莫五十岁，脸颊消瘦，眼神阴鸷。他坐在轮椅上，双腿盖着毛毯。
“朱琳……”他低声念着这个名字，声音嘶哑，“我布下的陷阱，终于等到你来了。”
他放下望远镜，从轮椅侧袋里取出一个油布包。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支拆解状态的狙击步枪——枪管、枪机、瞄准镜、枪托，全都擦拭得锃亮。
这枪的制式他很熟悉。中华三型狙击步枪，西北兵工厂1939年定型生产，使用专门的7.92mm狙击弹，配3倍光学瞄准镜，有效射程800米。
他的手指抚过冰冷的枪管，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
“你可知道，当年我是怎么被你追杀的……”他喃喃自语，声音里混着恨意和某种扭曲的兴奋。
1938年冬天，东北绥芬河战役。他是关东军特高课的行动组长，奉命刺杀西北军前线指挥官。任务失败，撤退途中被朱琳亲自带队追击。一场雪地里的追杀，他的双腿被子弹打断，靠着装死才捡回一条命。
五年了。这五年他隐姓埋名，躲在西北，就为了等一个机会。
那对夫妻……不过是他精心布置的诱饵。两把看似普通的刀，其实被他动过手脚——刀柄里藏着微型毒囊，握紧到一定程度就会破裂，里面的神经毒素会让人产生幻觉、狂躁、攻击倾向。
他算准了，这种离奇的命案，一定会引起朱琳的注意。
而现在，鱼上钩了。
他将步枪部件一件件组装起来，动作娴熟。装好最后一颗子弹，他拉动枪栓，将眼睛凑到瞄准镜前。
十字线对准对面二楼的窗户。
窗内，朱琳的身影正好走到窗边。
他的手指搭上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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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清晨。
朱琳很早就醒了。简单洗漱后，她带着魏子清和两名警卫员，再次来到警察局。
一夜思考，她有了新的思路。
“把夫妻俩家里所有的物品清单拿来。”她对年轻警察说，“特别是他们最近半年来购买、收到的任何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