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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所有的人都给了我一个白眼。
「美国政府」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教授用一个「范德堡对纽约州」的个案作为课程的起点。我十分震惊，因为这跟我对规则的认知完全相反。
一位公民可以独力对付政府，这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运作方式吗？
我选的课程包括英文、数学、机械工厂、工程绘图及测量学。就像大学里的班级，课程都是用数字来命名，但会冠以「补救的」或「职业的」标签。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是真的在读大学。
我在中学时已学过代数，却不认得在这里选修的。教授在黑板上写下的不是x、y、z，而是我不认识的符号。我举手发问：
「他妈的，这是什么该死的符号？」
教室里突然变得一片死寂，几秒过后，却爆出歇斯底里的笑声。
「下课后来找我。」教授愤怒地说。
我说错什么了吗？我想，我说话的方式就像美国渔夫。至于旱鸭子，必定是另一种的说话方式。
看来，岸上的事该学的还多着呢！
接下来要做的是找一个住的地方。海恩斯先生要我住青年会的建议已不再适用，因为现在再也不会有人寄支票给我付房租，我必须找一份工作。
美国的学校设想得很周到，校内不但有住宿办公室，还有职业介绍所。
职业介绍所的负责人是个大块头的陆军退役上校乔‧阿莫瑞，说起话来活像电影里的意大利黑手党老大，动作却像个海军陆战队士官。是墨西哥人吗？我说不上来。如果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台收音机，我就猜得出来。美国人工作时喜欢听广播，墨西哥裔播放流浪乐团的音乐，其他的人听棒球赛转播。
他翻找一大迭卡片，从中抽出一张给我。
「这会是一石四鸟。」他说。
「四只鸟？」
「既能照顾到你的伙食和住宿，又可以赚零用钱；而且他们需要两个人。这样又能兼顾到你和你的朋友雷诺。」
那是一间位于戴维萨德罗街的寄宿公寓。我负责做早餐来交换食宿，加上30美元月薪；雷诺的工作是打扫屋内的公共区域。
我住进去第二天就开始工作。所有的房客都是衣着光鲜，男士穿外套、打领带，女士穿连衣裙、蹬高跟鞋。第一个房客订两个炒蛋，第二个订一个熟透的水煮蛋，第三个是「over easy」。
「over easy？」
「是的。」当这名房客意识到我听不懂，便翻动手掌对我说：「一个蛋，两面煎。」
这容易。接下来是法式土司、水煮嫩蛋、一面煎的荷包蛋、煎蛋卷…一个接一个，听起来像棒球术语，我很快就找到解决办法。
「你要做给我看看吗？」我对那个点单面煎蛋的家伙说。看到他十分开心地去做，我便整个早上都照着做。
第一天一切顺利，除了厨具清洁和归位，工作量比烹煮本身要多得多。好吧，厨子的工作本来就是这样。
第三天，公寓经理露面了。我被「炒鱿鱼」(解雇)了。
「你知道蛋和培根的价钱吗？」他问我。
那就是解雇我的理由吗？我以为我胜任愉快，不但厨房比我来打工之前干净，而且房客们都很开心。
我回到了职业介绍所。
「嗯…这是专业人员的客房，」阿莫瑞先生说：「对一个刚下船的中国佬新生，可能太精致了。我派你去这一家，你最好别再搞砸了。」
我无法断定阿莫瑞先生说话的态度究竟是个军官、高级美国人，还是种族主义者，我不想去追究，只想能够找到一份工作。
这是位于史塔坡街的沙莉寄宿公寓，离学校很近，可以听到校园的钟声。
「每周食宿30元，」这个体格魁梧又现实、染了一头金发又有个大胸脯的女人说。我以为她是在说明工作内容；但我错了，那是寄宿费。那天晚上我急需一个睡觉的地方，而且现在要回介绍所已经太晚了，于是我递给她30元。她把钞票塞进胸衣的皱褶里说：「抓把椅子坐下来吃晚餐吧。」
她作完饭，在桌前坐了下来。「你的工作是做早餐和打包午餐，」她对我说：「这样可以让我得空在汤米吃早餐时去做他的家庭作业，我会负责客房整理和烹饪。」她指着一个独臂男子接着说：「我那不中用的丈夫会洗盘子。」
为了食宿，我得付30元，还要为房客做早点和打包午餐？其他房客要付多少呢？但我没勇气去弄清楚。
第一顿晚餐后，我得知在寄宿公寓里，千万别坐在长餐桌的中间用餐。那天晚上，我才吃了一两口，就有人叫喊着：「把马铃薯递给我」、「把胡椒盐递过来」，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递那个…
记得以前在家里，当我要别人递什么给我时，妈就会问我：「你没手臂吗？别人在用餐，打扰他是很不礼貌的。如果你构不到，那就站起来。」
第二天早上，莎莉指示我该做的事：
「六点用早餐，但你必须五点起床把咖啡煮好和打包午餐，房客会自取咖啡、麦片粥和土司，你只要帮他们煮蛋。他们只有三种选择，全熟的、煎蛋和炒蛋，没有其他的花样像法式土司或水波蛋。这里不是餐厅。」
谢天谢地！
有了之前在戴维萨德罗街寄宿公寓的短期实习，我毫不费力地做完早餐。当我正在清厨房时，莎莉把手伸进胸口的皱褶，挖出我的30块钱递给我说：「这是你付的房租，放回你的口袋吧。你被雇用了。」
我为自己能在新大陆自食其力的成就感觉良好。其他学生只会等在餐桌旁，而我却是个厨师！我父亲刚到美国的前几个礼拜，只能靠汤和饼干度日。「美国是个富饶之地，」他告诉我：「在餐厅里，你会在桌上发现免费饼干，就像盐和胡椒。我趁服务员不注意伸出手去，几秒钟就把桌子扫得干干净净。」
大部份寄宿者都有「退伍军人法」的保障，只要他们还在就学，就能得到兵役单位发给的学费和生活费补贴。我的室友约翰就是其中之一，他整天手里拿着一本圣经，说的话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
「你在部队里也都说这些吗？」有一天我问他。
「我在军中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美国兵。」
「我在中国见到的美国兵，只寻求两样--酒和女孩。」
「我正是这样。」
「那时你是基督徒吗？」
「我是在南方的浸信会环境中成长的。当我成为派驻海外的军事人员时，你知道，那是一生中唯一的机会，在没有任何道德义务的约束下，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没有父母在身边，也没有任何社群会批判你，你可以自由做任何想做的事。回家时，我被赞誉为战争英雄，乡亲父老对我在海外的行为不感兴趣，只要我在家时的言行像个好男孩就行。」
他是所谓的再生基督徒吗？
这些家伙的音乐品味很低俗，他们都听那种我在灰狗巴士休息站的点唱机里播放出来的音乐。我真该带着我的唱片。但不久后发现，我可以借着担任招待员来获得免费音乐会入场券，那为我开启了一座金矿，我毕生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乐器一起演奏。音乐会中所演奏的曲子以前曾听过，但从来没看过现场演出。令我惊讶的是，参加这些盛会的人，穿着的服饰都那么精美考究。
不必工作时，我能拿到城里几乎每场音乐会的入场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