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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春风是踩着鼓点来的。北京西城区的胡同里，墙根下的迎春花憋足了劲儿，嫩黄的花苞顺着砖缝往外钻，沾着晨露的枝条扫过“红玉食品”新刷的铁牌——牌上的“铺”字被红漆涂掉，取而代之的“有限公司”四个新字，还带着油漆未干的黏劲儿。
聂红玉蹲在厂房门口，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送货单，眉头拧成了疙瘩。天津的五千斤酱菜刚装车，上海的代理又打来电报，催要两千斤酱肘子；车间里，张婶正拿着漏勺在腌菜缸前吵架，说李大叔装罐时少放了半两老卤；李伟跑进来，棉衬衫都湿透了，喊着“火车站的提货单忘盖公章，货运站不给发车”。
“乱成一锅粥了。” 沈廷洲拎着修好的扳手过来，裤腿上沾着机油，“以前就五六个工人，你喊一嗓子全听见；现在二十多号人，车间、库房、送货各管一摊，没个章法真不行。” 他递过搪瓷缸，里面的菊花茶还冒着热气，“昨天柳氏去送饭，看见两个工人在库房里偷啃酱肘子，说‘老板忙不过来，吃点不算偷’。”
聂红玉灌了口茶，喉咙里的燥气稍缓。她想起三天前去市食品公司对账，王经理指着厚厚的订单笑：“聂老板，你这‘夫妻店’该升级了。上个月你家酱菜在上海展销会卖断货，现在订单排到夏天，再这么‘一锅煮’管理，迟早要出乱子。” 当时她没接话，可心里清楚，王经理戳中了要害——从五人小铺到二十人作坊，她的“临场指挥”早就跟不上了。
“不是‘夫妻店’了。” 聂红玉突然站起身，把送货单拍在旁边的木桌上，“咱们成立公司，搞企业化管理。” 沈廷洲愣了愣，手里的扳手“当啷”掉在地上：“公司？那不是国营厂才叫的名儿吗？咱们个体商户，能办？” 李伟也凑过来，眼睛瞪得溜圆：“红玉姐，公司是不是得穿西装打领带？跟电影里的资本家似的？”
“啥资本家，是规范。” 聂红玉笑着拍了拍他的肩，“我以前在酒店当经理，管着两百多号人，前厅、后厨、客房各有各的规矩，这叫‘层级管理’。咱们现在就照搬这套，把人分好岗、定好责，谁管生产、谁管销售、谁管质检，都白纸黑字写清楚，再也不用东跑西喊。”
这话正好被来送新配方的陈教授听见，老人扶了扶老花镜，手里的《酱肉工艺改良》手稿晃了晃：“好想法！当年北京饭店能成为标杆，靠的就是‘岗岗有标准，人人有职责’。你这酒店经理的本事，早该用在正地方了。” 他翻到手稿最后一页，“我把新研发的‘老北京酱牛肉’配方带来了，正好赶上公司成立，当贺礼。”
消息传到家里，柳氏正给工人缝补磨破的手套，手里的针线“啪”地断了：“公司？那得花多少钱？万一搞砸了，咱们这几年的家底不就赔进去了？” 她把碎线头扔在桌上，“以前你在黄土坡腌酱菜，我没拦着；你开食品铺，我把私房钱都给你了；可‘公司’是天大的事，咱小老百姓，别瞎折腾。”
聂红玉没急着辩解，从帆布包里掏出个新本子，上面画着密密麻麻的表格。“娘，你看。” 她指着第一行，“这是生产部，管腌菜、煮肉、装罐，让张婶当组长——她在黄土坡跟我腌了五年酱菜，手艺最稳。这是销售部，李伟跑外快两年，跟天津、上海的经销商都熟，让他当主管。这是质检部，陈教授当顾问，专门查酱菜的咸淡、卫生，不合格的一律不准出厂。”
她又翻到下一页，上面写着工资标准：“组长比普通工人多十块，主管多二十，干得好还有奖金。以前是‘干多干少一个样’，现在是‘多劳多得’，工人们干劲才足。” 柳氏凑过去，手指在“奖金”两个字上摸了摸——她这辈子没领过奖金，只知道挣工分的日子。“那……执照好办吗？” 她的声音软了下来。
办执照的事，聂红玉早就托汤书记打听好了。第二天一早，她揣着新写的《公司章程》，跟着汤书记去了市工商局。办事大厅里，穿灰中山装的工作人员推了推眼镜：“个体办有限公司？这在咱们区还是头一份。章程里写的‘层级管理’‘质量追溯’，都是新鲜词啊。”
“这是聂同志的特色。” 汤书记笑着把“省着名商标”证书递过去，“她从黄土坡的穷媳妇，干到现在带动二十多个乡亲就业，还帮着老家盖学校。这公司办起来，不仅是她的事，也是咱们扶持个体经济的样板。” 工作人员翻着章程，又看了看聂红玉带来的生产流程表，点点头：“行，我们特事特办，三天后来取执照。”
从工商局出来，汤书记拍了拍她的肩：“红玉啊，你这步走对了。现在政策鼓励‘个体升级’，你把酒店的管理经验用在食品上，肯定能成。” 他从包里掏出张名片，“这是市轻工业局的赵科长，他分管食品企业，以后你搞技术改造、申请贷款，都能找他。” 聂红玉接过名片，指尖攥得发烫——这张小小的纸片，是她从“小老板”到“企业家”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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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厂房，聂红玉把二十多个工人都召集到院子里。早春的太阳晒在人身上暖融融的，可工人们的脸都紧绷着——听说要“搞改革”，有人担心被辞退，有人觉得“瞎折腾”。李大叔抱着胳膊站在最前面，他是黄土坡来的老社员，跟着聂红玉干了三年，嗓门最大：“红玉啊，咱们腌菜凭的是手艺和良心，搞那些‘部’啊‘岗’啊的，是不是嫌我们老骨头没用了？”
“李大叔，您别多心。” 聂红玉搬来张木桌站上去，手里举着画好的组织架构图，“以前咱们是‘一人多岗’，张婶又腌菜又装罐，李伟又送货又对账，忙起来就出错。上个月天津的订单，少送了两百斤；还有上海的客户反映，酱菜有的咸有的淡——这些不是手艺问题，是没人专管。”
她指着架构图：“生产部只管做，把酱菜腌得又香又匀；销售部只管卖，把订单盯紧、货款收齐；质检部专管查，不合格的就倒掉。就像黄土坡的养猪场，喂猪的不管扫圈，扫圈的不管配饲料，各管一摊，才能把猪养壮。” 这番话接地气，工人们都点点头，李大叔也松了眉头：“那你说，我能干啥？”
“您经验足，负责生产部的原料验收。” 聂红玉笑着说，“每天送来的萝卜、黄瓜，您先挑，不新鲜的一律退回去——这活儿，没人比您更合适。” 李大叔眼睛亮了，拍着胸脯说：“放心！我保证挑出的原料，个个顶呱呱！” 工人们都笑起来，院子里的气氛一下子松快了。
接下来的三天，聂红玉忙得脚不沾地。她把前世酒店的《员工手册》找出来，改成《红玉食品员工守则》：生产部要穿统一的蓝布工作服，戴口罩手套；销售部要记好每笔订单的“客户、数量、回款时间”；质检部要给每批酱菜贴“编号”，出了问题能查到是谁做的。
柳氏看着她熬夜改手册，偷偷在她桌上放了碗鸡蛋羹：“以前在黄土坡，你熬夜给石头缝衣服；现在熬夜搞章程，娘知道你不容易。” 她拿起手册翻了翻，“这上面写的‘不准私拿产品’‘不准迟到早退’，都该有。上次那两个偷啃酱肘子的，要是早有规矩，也不敢那么大胆。”
沈廷洲则忙着给厂房划分区域，用红砖砌出生产区、库房、办公室，还在墙上刷了白灰，写上“质量是生命线”几个大字。“以前酒店后厨都分‘凉菜区’‘热菜区’，咱们这厂房也得规范。” 他拿着卷尺量来量去，“我跟战友订了批新货架，能把原料和成品分开放，再也不会乱堆了。”
三天后，聂红玉从工商局领回了营业执照。红底金字的执照上，“红玉食品有限公司”几个字格外醒目，法定代表人那一栏，写着“聂红玉”。她举着执照回到厂房，工人们都围上来，掌声比过年还热闹。柳氏端来一筐红枣，分给每个人：“吃点甜的，祝咱们公司红火！”
挂牌仪式定在三月初八，是个晴天。汤书记来了，市工商局的张局长也来了，还有王婶、老李这些老熟人。陈教授剪了彩，红绸子落下来的时候，厂房门口的鞭炮“噼里啪啦”响起来，惊飞了树上的麻雀。小石头举着写有“红玉食品，香飘全国”的纸牌，在人群里跑前跑后，脸上沾着炮仗灰。
仪式结束后，聂红玉召开了第一次部门会议。办公室是新隔出来的，摆着四张旧桌子，分别贴着“总经理”“生产部”“销售部”“质检部”的纸条。聂红玉坐在“总经理”的位置上，第一次觉得“经理”这个称呼，比前世在酒店时更踏实。
“今天开会，主要说三件事。” 她打开笔记本，“第一，生产部从明天起，按‘批次生产’，每批酱菜都要记好原料用量、腌制时间，张婶每天下班前要报给我。第二，销售部要建‘客户档案’，每个经销商的喜好、回款情况都要记下来，李伟下周去上海，把客户都走访一遍。第三，质检部由陈教授牵头，每天抽检三批产品，不合格的要返工，还要扣生产组的奖金。”
“扣奖金？” 张婶皱起眉，“要是因为原料不好，不是我们的错，也扣？” 聂红玉点点头：“所以李大叔的原料验收要把好关。如果是原料问题，扣采购的钱；如果是生产问题，扣生产组的钱。谁的责任谁担，这样大家才会用心。” 陈教授补充道：“这就像北京饭店的后厨，菜烧得不好，主厨要负责，这样才能保证品质。”
会议开了一个小时，没人再像以前那样“凭感觉做事”，每个人都拿着笔记本记着自己的职责。散会时，李伟攥着客户档案表说：“红玉姐，我明天就去火车站，把上海的客户档案建起来！” 张婶也说：“我今晚就把生产记录的本子画好，保证每批酱菜都清清楚楚。”
制度落地的第一个星期，就出了小插曲。生产部的小王为了赶工，把没腌够时间的酱黄瓜装了罐，被质检部查了出来。陈教授拿着酱黄瓜找到聂红玉：“味道差远了，要是发出去，咱们的招牌就砸了。” 聂红玉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批酱黄瓜倒了，还扣了小王半个月的奖金。
小王红着眼圈说：“我就是想快点完成任务，没想到……” 聂红玉打断她：“完成任务要讲质量，咱们的酱菜，是黄土坡的味道，是‘省着名商标’的信誉，不能砸在‘快’字上。” 她顿了顿，“扣你的奖金，是让你记住，质量比速度重要。要是下次做得好，我给你发双倍奖金。”
这件事之后，工人们都不敢马虎了。李大叔验收原料时，连带着泥的萝卜都要掰开看；张婶每天都盯着腌菜的时间，差一分钟都不准装罐；李伟跑销售时，不仅记客户档案，还把客户的建议记下来，比如上海的客户喜欢偏甜的酱菜，他就立刻反馈给陈教授。
一个月后，效果就显出来了。天津的经销商打来电话：“聂总，你们的酱菜现在越来越稳定，味道都一样好，我再订一万斤！” 上海的代理也寄来信，说客户都夸“红玉酱菜”比以前更地道了，还想代理新的酱牛肉产品。聂红玉拿着订单，在部门会议上宣布：“这个月大家做得好，每人发五十块奖金！” 工人们欢呼起来，院子里的迎春花，仿佛开得更艳了。
这天晚上，聂红玉正在办公室整理销售报表，沈廷洲进来了，手里拿着封从黄土坡寄来的信。“张云生大哥写的，说‘红玉教室’的孩子们，第一次考试就有三个考了满分。” 他顿了顿，声音沉下来，“还有件事，钟守刚下个月要出狱了，他托人带话，说要来找你。”
聂红玉手里的笔停了下来。钟守刚，这个在黄土坡多次害她的投机分子，终于要出来了。她想起原主跳河前的话，想起沈廷洲退伍证的秘密，心里一紧。“他来找我也好。” 聂红玉握紧了笔，“当年的事，也该有个了断。现在咱们有公司，有规矩，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欺负的穷媳妇了。”
沈廷洲握住她的手：“别担心，我陪着你。他要是敢闹事，我绝不饶他。” 窗外的月光洒进来，落在办公桌上的营业执照上，“红玉食品有限公司”的金字，在月光下闪着光。聂红玉靠在他肩上，突然觉得很踏实——她有温暖的家，有靠谱的团队，有规范的公司，再也不用怕任何风浪。
陈教授也来了，手里拿着新研发的酱牛肉样品：“我按酒店的卤制方法改良的，用老卤慢炖，味道比北京饭店的还香。” 他给聂红玉和沈廷洲各切了一块，“尝尝，要是行，咱们下个月就批量生产，给上海的代理发过去。” 酱牛肉入口即化，卤香浓郁，聂红玉点点头：“太好了，这就是咱们公司的新产品！”
柳氏端着夜宵进来，是刚煮好的小米粥，还有几个酱肉包子。“给你们留的夜宵，快吃点。” 她看着桌上的酱牛肉，笑着说，“这味道，比过年时买的国营厂的还香。咱们的公司，真是越来越像样了。” 她现在每天都给工人们做午饭，看着工人们干劲十足，比自己挣钱还高兴。
小石头放学回来，趴在桌边写作业，时不时抬头看看聂红玉：“娘，我们老师说，您是‘女企业家’，让我们都向您学习。” 他举起作业本，“我的作文《我的妈妈》，又被老师当成范文了，里面写了您成立公司的事。” 聂红玉摸了摸他的头，心里满是骄傲——她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还成了儿子的榜样。
五月初，市轻工业局的赵科长来考察。他看着规范的生产流程、详细的生产记录、整齐的库房，笑着说：“聂总，您这公司，比有些国营厂还规范！” 他翻看销售报表，“订单都排到秋天了？不错不错。我们局里有个‘中小企业扶持基金’，你可以申请，用来扩大生产。”
聂红玉眼睛亮了：“真的？那我明天就准备申请材料！” 赵科长点点头：“你这‘层级管理’的模式，值得推广。我们准备把你当成个体升级的典型，下个月开现场会，让其他个体商户都来学学。” 送走赵科长，聂红玉站在厂房门口，看着墙上的“红玉食品有限公司”的牌子，突然想起1968年的那个寒夜——那时她连一片退烧药都买不起，现在却能带领二十多人创业，还能申请政府的扶持基金。
晚上，聂红玉在日记本上写下：“1982年春，红玉食品有限公司成立，层级管理制落地见效。从夫妻店到企业，从生存到发展，感恩这个时代，感恩身边的每一个人。钟守刚要出狱了，原主的冤屈，沈廷洲的秘密，都该查清了。我不怕，因为我有足够的底气，守护我的家，我的公司，我的初心。”
她把日记本放进红木盒子里，里面的营业执照，和沈廷洲的退伍证、陈教授的秘方、小石头的奖状放在一起。每一样东西，都是她逆袭的见证，都是这个春天最珍贵的礼物。窗外的风，带着酱菜的香气和迎春花的甜味，吹进办公室，暖得人心头发烫。
沈廷洲端着热水进来，递给她：“别熬夜了，明天还要去局里送申请材料。” 聂红玉接过热水，靠在他怀里：“廷洲，你说咱们的公司，以后能开到全国去吗？” 沈廷洲抱着她，声音坚定：“能！你有酒店经理的本事，有这么好的团队，咱们的‘红玉食品’，肯定能香飘全国，甚至飘到国外去。”
月光下，夫妻二人的身影依偎在一起，办公室的灯光，照亮了桌上的订单和报表。1982年的春天，不仅暖了北京的胡同，也暖了聂红玉的创业路。她知道，公司的成立，只是事业起飞的第一步，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钟守刚的到来，新市场的开拓，新配方的研发，但她不再害怕。
因为她知道，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有沈廷洲的守护，柳氏的支持，陈教授的传承，还有一群踏实肯干的工人。更重要的是，她有前世酒店经理的专业，有今生坚韧不拔的品格，还有这个充满机遇的时代。
窗外的迎春花，开得正艳。聂红玉知道，她的“红玉食品”，就像这迎春花一样，在经历了寒夜的洗礼后，终于在春天里绽放出最鲜艳的光芒。而她的人生，也会像这春天一样，充满希望，充满生机，从“企业起步”走向“事业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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