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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隆元年至靖康二年：北宋兴衰与中原陆沉（约黄帝纪年5097—5190年，公元960—1127年）
陈桥驿的黄袍加身，让赵匡胤踩着后周孤儿寡母的孱弱背影，在开封城建立了北宋王朝，史称宋太祖。这位从乱世中摸爬滚打的开国皇帝，深知藩镇割据的危害，登基后第一件事便是“杯酒释兵权”——宴席上一番温言软语，便让石守信等开国功臣主动交出兵权，回家安享富贵。他随即确立“重文轻武”的国策，以文官担任地方长官，设转运使掌控地方财政，将兵权收归中央，看似彻底终结了藩镇作乱的隐患，却也为北宋埋下了军事积弱的伏笔。
赵匡胤在位十六年，始终致力于统一大业。他采用“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先后攻灭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南唐等南方割据政权，仅留下北汉与契丹支持的幽云十六州尚未收复。开宝九年，赵匡胤在“烛影斧声”的千古疑云中猝然离世，其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赵光义继承兄长遗志，于太平兴国四年率军攻破太原，灭亡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的分裂局面。随后，他两度北伐契丹，试图收复幽云十六州，却均遭惨败，宋军精锐损失惨重，从此对契丹由攻转守，被迫转入战略防御。
宋真宗即位后，契丹大军南下，直逼澶州，北宋朝野震动，有人主张南迁避敌，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力劝真宗亲征。真宗抵达澶州后，宋军士气大振，击退契丹军，双方签订“澶渊之盟”——北宋每年向契丹缴纳“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换取边境和平。此后百年，宋辽之间再无大规模战争，北宋迎来了“咸平之治”的繁荣局面：农业发展，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占城稻”广泛推广；手工业兴盛，景德镇瓷器名扬天下，纺织、印刷技术领先世界；商业繁荣，打破“坊市界限”，出现了早市、夜市，成都、杭州等城市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交子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应运而生。
然而，表面的繁荣之下，危机正在悄然滋生。北宋“三冗”问题日益严重：冗官——科举取士规模扩大，加上恩荫制度，官员数量激增，人浮于事；冗兵——为防范内乱与外患，实行“养兵政策”，军队规模不断扩大，战斗力却愈发低下；冗费——官员俸禄、军费开支、对外岁币，让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到了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试图整顿吏治、减轻赋税，却因触动官僚集团利益，仅推行一年便宣告失败。
宋神宗即位后，立志改革弊政，重用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等一系列措施，旨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增强军队实力。但变法措施过于激进，执行过程中被地方官员扭曲，加重了百姓负担，遭到司马光、苏轼等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形成“新旧党争”，朝堂之上党同伐异，政局动荡不安。宋神宗死后，高太后临朝听政，重用保守派，废除新法，史称“元佑更化”；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宋徽宗先后即位，新旧党争愈演愈烈，北宋政治日益腐败。
宋徽宗在位期间，沉迷于书画艺术，重用蔡京、童贯等奸臣，朝政黑暗，民不聊生。他穷奢极欲，修建艮岳，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又屡次兴兵南下，攻打方腊、宋江等农民起义军，虽然最终镇压了起义，却进一步掏空了国家实力。与此同时，北方的女真族迅速崛起，建立金国，与北宋签订“海上之盟”，共同夹击契丹。宣和七年，金国灭辽后，随即撕毁盟约，大举南下攻打北宋。
靖康元年，金军攻破开封外城，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被迫前往金营求和，被金军扣押。次年，金军大肆搜刮开封城的金银财宝、文物典籍，将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及宗室、大臣、宫女等数千人掳往北方，史称“靖康之耻”。至此，享国一百六十八年的北宋王朝正式灭亡，中原地区再次陷入战火，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宋与金、西夏并立的新时期。曾经的繁华帝都沦为废墟，文明的传承遭遇重创，一个充满屈辱与抗争的时代，正在血泪中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