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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钟会的大军抵达成都城下时，刘禅正在后宫与黄皓掷骰子。这位蜀汉末代皇帝或许至死都没明白，为何祖辈父辈用鲜血和誓言筑起的“兴复汉室”大厦，会在他手中如此轻易地倾颓。后世多将其归咎于“后主昏庸”，却忽视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蜀汉的灭亡，早在诸葛亮五次北伐时就已埋下伏笔——它不是被敌人打败的，而是被自己反复透支的“合法性”与逐渐流失的“认同根基”活活拖垮的。
一、合法性的三重透支：从“天命所归”到“自说自话”
蜀汉的合法性构建，从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缺陷。刘备以“中山靖王之后”自居，试图承接汉献帝的“正统”，但这一叙事从建安二十六年（221年）称帝时就站不住脚：此时曹丕已通过“禅让”篡汉，汉献帝尚在洛阳（直至234年去世），刘备所谓的“继汉正统”，本质是“自立为帝”。为弥补这一缺陷，蜀汉不得不通过“北伐”这一行为艺术，不断强化“汉贼不两立”的叙事——仿佛只要刀兵相向，就能证明自己才是“真汉”。
第一重透支：“北伐”成了合法性的唯一注脚。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强调“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将北伐与“先帝之殊遇”“陛下之职分”深度绑定，使得“不北伐=忘本”的逻辑深入人心。这种绑定让蜀汉陷入“为了北伐而北伐”的怪圈：诸葛亮去世后，蒋琬想改走水路伐魏被斥为“动摇国本”，费祎主张休养生息却被刺杀（《三国志·费祎传》载“郭循刺祎”或与北伐派有关），姜维更是在“九伐中原”中耗尽蜀地兵粮。当北伐从“战略手段”异化为“政治正确”，每一次失败都在消解“兴复汉室”的可信度——百姓会问：若真是天命所归，为何屡战屡败？
第二重透支：权力垄断引发的“合法性内卷”。 蜀汉的权力核心始终被“荆州派”牢牢掌控：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皆非益州本土人士，益州士族在朝堂上长期处于“边缘参政”状态。据《华阳国志·后贤志》统计，蜀汉历任尚书令、大将军中，益州籍仅占17%，且多为虚职。这种“外来政权”的疏离感，让益州人逐渐将蜀汉视为“荆州人的朝廷”，而非“蜀地的朝廷”。当谯周在《仇国论》中写下“因余之国（蜀汉）小，而肇建之国（曹魏）大，大小不侔，强弱异势”时，本质是在质疑：一个不扎根本土的政权，凭什么要求本地人牺牲？
第三重透支：符号体系的自我消耗。 蜀汉对“汉”的符号化使用到了偏执地步：钱币上铸“大汉”二字，宫殿匾额必书“汉祚永延”，连祭祀都要复刻西汉礼仪。但这种符号越密集，越像在掩盖心虚——就像一个人反复强调“我很有钱”，恰恰暴露了贫穷。到后期，连蜀汉官员都不再相信这套叙事：薛琮在给刘禅的奏疏中直言“汉已亡矣，魏已兴矣，陛下宜顺天应人”（《三国志·薛综传》注引），可见“汉”的符号已彻底失去动员力。
二、认同崩塌：从“士民离心”到“集体沉默”
蜀汉的认同危机，从来不是“突然爆发”，而是“温水煮青蛙”式的蔓延。它始于官员的“消极怠工”，继之以百姓的“用脚投票”，最终演变为“城破时无人死战”的悲凉。
士族的“非暴力不合作” 最为致命。益州本土士族是蜀地的“社会毛细血管”，他们掌握着土地、知识与地方舆论。但蜀汉的“荆州中心主义”让他们沦为“二等公民”：广汉张氏、蜀郡杨氏等望族的子弟，即便才华横溢，最多只能担任郡太守，绝无可能进入中枢。于是，他们选择“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当姜维招募军队时，他们“隐匿丁口”；当蜀汉征集粮草时，他们“虚报歉收”；当邓艾兵临城下时，他们“开城迎降”。谯周的“降魏论”能迅速被接受，正是因为它道出了益州士族的心声——与其为“荆州人的汉室”陪葬，不如接受“魏的统治”，至少新政权会需要本地士族的合作。
百姓的“生存理性”压过“政治认同”。蜀地百姓对“兴复汉室”本就缺乏情感连接，他们更关心“赋税多少”“徭役轻重”。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蜀汉后期“亩税三斛，户调二匹”，是曹魏的两倍；男子十五至六十岁“岁役三月”，女子“岁役一月”，远超东汉“岁役二十天”的标准。当生存压力超过阈值，所谓的“正统”便成了空话。成都城外的农民在接受邓艾军粮救济时说：“早知道降魏能有饭吃，何必跟着姓刘的饿肚子？”——这句朴素的抱怨，道破了“民心向背”的本质：百姓不在乎谁是皇帝，只在乎谁能让他们活下去。
军队的“信念崩塌” 是最后一根稻草。蜀汉军队的核心是“荆州兵旧部”与“羌胡雇佣兵”，前者随时间逐渐老去，后者本就“利则聚，否则散”。姜维北伐时，士兵逃亡率高达“十去其三”（《三国志·姜维传》），连他的亲卫都说：“打了这么多年，回不了老家，也看不到希望，不如降了。”当军队从“信念之师”沦为“雇佣军”，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
三、对比东吴：为何蜀汉先亡？
同样是“偏安政权”，东吴比蜀汉多存在十七年，核心就在于“认同构建”的差异。孙权称帝时，坦然放弃“继汉”叙事，转而强调“江东本位”——他重用陆逊（吴郡士族）、顾雍（吴郡望族）等本土精英，将“保江东”而非“争天下”作为核心目标，甚至在年号中加入“黄龙”“嘉禾”等吴地祥瑞符号。这种“扎根本土”的策略，让江东士族与孙氏政权形成利益共同体：当晋军伐吴时，沈莹率“青巾兵”死战，陆抗之子陆景浴血奋战，直到最后一刻。
而蜀汉始终在“复汉”的虚妄中挣扎，既不愿承认“蜀地政权”的身份，又无法真正回归“中原正统”，最终成了“两头不靠”的孤魂。它的灭亡证明：一个政权的生命力，不在于口号多响亮，符号多耀眼，而在于能否回答三个问题——你代表谁的利益？你能给百姓什么？你与这片土地有何关联？蜀汉的答案，从一开始就是模糊的，而模糊，注定了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