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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以蛮族入主中原，治国粗糙，盛行“包税制”。
将征税权承包给色目人或地方豪强，朝廷只需坐收定额，不同来源，不管过程。
在这种体系下，官员的正式俸禄往往微薄且时有时无，其真正的收入来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包税过程中上下其手，在管理职权中自行“创收”。
这种“低基本俸禄+高灰色收入”的模式，使得元朝官吏对俸禄的多寡并不真正敏感。
他们早已习惯了将权力直接变现的操作，将盘剥视为常态乃至理所应当的补充。
大明太祖朱元璋起于微末，深恨元末吏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
立国之初，他力图革除前元弊政，试图建立一套清正廉洁的官僚体系。
相比元朝，他降低了官员俸禄标准，更多的是以本色发放，也就是粮食之类。
其本意或许是希望官员们能体恤民艰，保持简朴。
然而，太祖忽略了或者说低估了元朝近百年统治所塑造出的官员生态和财政习惯。
许多从元末过渡而来的士绅官员，以及在新朝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却深受那种社会风气影响的人，潜意识里仍然延续着前朝的思维。
朝廷的俸禄只是象征性的基本口粮，真正维持体面生活乃至光耀门楣的财富，需要靠手中的权力去经营和获取。
他们表面上遵循太祖的严刑峻法，不敢过于放肆，但骨子里并未真正认同那种低俸禄所要求的道德苦行。
于是，“俸禄不足”很快成为整个文官系统心照不宣的共识和抱怨的借口。
仿佛只要不断强调俸禄太低，他们后续的任何额外收入就都有了被迫无奈的合理性。
这种心态，与数百年前的宋朝官员形成了鲜明而讽刺的对比。
赵宋天下，得于五代十国那武夫当国，文士如犬的极度混乱时期。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皇帝轮流做，武将动不动就黄袍加身，文官地位低下，性命如同草芥。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决心以文抑武，再造太平。
为了彻底笼络文人集团，防止武人篡位的悲剧重演，赵宋王朝给了文官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
他们是从一个文官毫无安全感，待遇极差的时代过来的，所以新朝给予的优容和富足，让他们倍感珍惜和满足。
也极大地增强了文官集团对赵宋王朝的认同感和忠诚度。
他们从未经历过宋朝文官那种从地狱到天堂的待遇飞跃。
反而觉得明朝给的“基本口粮”还不够塞牙缝，远远无法匹配他们自认为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
因此，他们抱怨俸禄太低的声音，从一开始就比宋朝官员理直气壮得多，也更容易引发共鸣。
因此，即便两朝俸禄实际水平可能相差并不悬殊，但宋朝官员的感受是备受优待，值得珍惜。
而明朝官员的感受则是遭人苛待，理应补偿。
因为这本身就是前朝遗留的财政观念与新时代君主道德理想主义之间错位的产物。
经过二百多年的演变，这种抱怨早已制度化，仪式化。
每次朝廷财政困难，或者皇帝有什么新想法需要官员支持时。
要求“补发俸禄”，“增加津贴”就会成为文官们最好的讨价还价筹码和转移视线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