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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十月，南京的金风送爽，吹散了郁积在紫金山上空长达八年的阴霾。秋日的阳光不再像盛夏那般毒辣，而是带着一种成熟的、金黄色的温煦，洒落在中山陵那三百九十二级花岗岩台阶上。
我独自一人站在陵寝的最高处，背负双手，俯瞰着这座刚刚从侵略者铁蹄下重生的都城。
脚下的南京城，虽然满目疮痍，到处是断壁残垣，但在那一片片废墟之中，已经升起了袅袅的炊烟。玄武湖的水面波光粼粼，秦淮河的画舫虽然还未恢复往日的笙歌，但已经有了零星的渔火。
这座城市，是中华民族苦难的缩影，也是我们重生的见证。
我的军服已经洗得发白，肩章上的金星在阳光下闪烁着冷冽的光芒。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这八年来，我很少有像今天这样平静的时刻。我的脑海里，不再是那些令人窒息的红蓝箭头，不再是那些带血的加急电报，也不再是那些在深夜里让我惊醒的炮火声。
但我却无法感到轻松。因为当喧嚣散去，当硝烟落定，那段长达两千九百二十个日日夜夜的历史，就像一幅巨大的、浸透了鲜血的长卷，在我的眼前缓缓展开。
我闭上眼睛，任由思绪穿越时空的迷雾，回到了那个改变一切的夏天。
一九三七年，那是梦魇开始的地方。
那一年的七月七日，卢沟桥畔的枪声，打破了北平的宁静，也击碎了我们最后的幻想。我记得当时站在参谋本部的地图前，看着那个标注着宛平城的小点，心中涌起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壮。我知道，日本人不仅仅是想要华北，他们想要的是整个中国，他们想要亡我们的国，灭我们的种。
那时候的我们，是何等的孱弱。我们的军队，装备简陋，派系林立，还在使用着上个世纪的步枪。而我们的对手，是一个完成了工业化的帝国，拥有强大的海军、空军和装备精良的陆军。
但我没有退缩。因为我知道，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八月，战火烧到了上海。淞沪会战爆发。
那是怎样的一场血战啊。我指挥着几十万大军，在黄浦江畔，在罗店的磨坊里，在蕴藻浜的泥沼中，与日军展开了寸土必争的厮杀。
我至今还能闻到那股令人作呕的焦糊味，那是尸体在烈日下腐烂，又被炮火反复焚烧的味道。我们的士兵，那些穿着草鞋、戴着德式钢盔或者英式飞碟盔的年轻人们，像潮水一样冲向日军的阵地，然后像割麦子一样倒在机枪的扫射下。
整整三个月。我们填进去了整整一代精英。那是用血肉构筑的长城。虽然我们最终败了，撤了，但我们粉碎了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我们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是不会屈服的。
接着是南京。
那是我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当十二月的寒风吹过下关码头时，我看着那些没能撤出来的同胞，心如刀绞。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那三十万冤魂的哭喊，成了我这八年来每一个夜晚的噩梦。我发誓，如果不把日本人赶出去，我就不配做一个人，更不配做一个军人。
一九三八年，我们在血泊中挣扎着站了起来。
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捷。那是我们在绝望中看到的第一缕曙光。李宗仁将军指挥着那些被日本人视为杂牌的军队，在鲁南的平原上，硬是把日军精锐板垣师团砍得人仰马翻。那一仗，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告诉了全世界，日本人并非不可战胜。
但胜利的代价是巨大的。为了阻挡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南下，我们在花园口决开了黄河大堤。黄水滔滔，淹没了日军的坦克，也淹没了我们自己的家园。看着那滚滚黄河水向东南奔泻，看着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我的心在滴血。这是壮士断腕，是忍痛含悲。这笔账，我们记在了日本人的头上。
随后是武汉。
那是抗战初期规模最大的一场会战。我们在长江两岸，在大别山麓，与日军展开了长达四个月的拉锯战。万家岭大捷，我们全歼了日军第106师团，那是何等的痛快。
虽然武汉最终失守，但我们完成了战略转移，把日军拖入了持久战的泥潭。我们退到了重庆，退到了大西南。那里山高路险，雾气弥漫，那是上天留给我们的最后堡垒。
一九三九年，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日本人发现，他们虽然占领了大城市，占领了交通线，但他们永远无法占领广袤的中国农村，永远无法征服中国人的心。
这一年，薛岳将军在长沙创造了奇迹。天炉战法，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日军第十一军在湘北的稻田里撞得头破血流。第一次长沙大捷，让我们稳住了阵脚，保住了大西南的门户。
与此同时，在敌后，在太行山上，在华北平原，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动了游击战。他们像水银泻地一样渗透到日军的后方，破坏铁路，袭击据点。那场百团大战，震动了华北，让日军惊呼治安之癌。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像两只铁拳，虽然有时候配合得并不默契，但都在狠狠地打击着同一个敌人。
一九四零年，我们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军最精锐的第五师团展开了对决。
那是中国机械化部队的第一次亮相。杜聿明将军指挥的第五军，用坦克和重炮，攻克了昆仑关，击毙了中村正雄。那是铁与火的碰撞，是意志与意志的较量。
但随之而来的，是日军对重庆长达数年的无差别轰炸。
我想起了那些躲在防空洞里的日子。警报声成了重庆人的必修课。大隧道惨案的窒息，燃烧弹引发的大火，把这座山城变成了一片焦土。但重庆人没有屈服。我们在废墟上重建房屋，我们在防空洞里生产报纸，我们在轰炸的间隙里依然在茶馆里谈笑风生。
愈炸愈强。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一九四一年，是最黑暗的一年。
皖南事变的枪声，让我们痛彻心扉。那是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我在参谋本部，看着那份带血的报告，整夜未眠。内耗，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顽疾。在国难当头之际，我们付出了惨痛的学费。
但就在这一年的年底，珍珠港的爆炸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美国参战了。我们不再孤军奋战。我们成为了同盟国的一员。
一九四二年，我们的目光投向了异域。
为了保卫滇缅公路这条最后的输血管，我们派出了远征军。十万精锐，出征缅甸。
那是怎样的艰难历程啊。我们在同古坚守，我们在仁安羌解救英军，我们在野人山经历了地狱般的撤退。戴安澜将军裹尸马革，数万将士埋骨他乡。
但我没有绝望。我们在印度蓝姆伽基地重建了驻印军，我们在滇西整训了远征军。我们在等待，等待着反攻的那一天。
也就是在这一年，河南爆发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数百万灾民在饥饿中挣扎，在逃荒的路上倒毙。看着那些瘦骨嶙峋的孩子，看着那些易子而食的惨剧，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们能指挥千军万马，却无法给百姓一碗救命的稀粥。这是我们的失职，也是这场战争最残酷的一面。
一九四三年，常德保卫战。
余程万师长率领八千虎贲，在常德城内与日军血战十六昼夜。城池化为齑粉，守军弹尽粮绝。那是真正的斯大林格勒式的巷战。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鲜血。虽然常德一度失守，但我们很快又夺了回来。我们用生命证明了，中国军队有着钢铁般的意志。
这一年，开罗会议召开。我们在国际上终于获得了承认，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失地。那是外交上的胜利，更是战场上将士们用命换来的尊严。
一九四四年，是我们最痛苦的一年。
当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时，他们在中国大陆发动了疯狂的一号作战。
豫湘桂大溃败。这是我军旅生涯中最大的耻辱。
汤恩伯在河南的溃败，让我们丢掉了中原。薛岳在长沙的失守，让我们痛失湘北。衡阳保卫战，方先觉苦守四十七天，虽然打出了国威，但最终还是城破被俘。桂林、柳州的陷落，让大西南的门户洞开。日军甚至一度打到了贵州独山，震动了重庆。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做着最坏的打算。我甚至准备好了手枪，一旦重庆失守，我就以死殉国。
但我们挺过来了。我们在独山挡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我们在缅北发起了反攻。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甸丛林里，用美式装备和复仇的怒火，把日军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打得落花流水。
一九四五年，胜利的曙光终于穿透了乌云。
史迪威公路通车了。源源不断的美援物资运抵昆明。我们的军队开始换装，开始从乞丐变成了战士。
湘西会战，雪峰山大捷。
那是我们的转折点。王耀武指挥的第四方面军，在雪峰山下，给日军第20军布下了一个死亡口袋。我们用猛烈的炮火，用空中的轰炸，把不可一世的日军打成了丧家之犬。
那一仗，我们彻底打掉了日军的进攻能力。我们从防御转入了反攻。
接着是广西大反攻。我们收复了南宁，收复了柳州，收复了桂林。我们沿着日军进攻的路线，一步步打了回去。
八月，两颗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苏联红军出兵东北。
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那一刻，我站在重庆的街头，听着满城的欢呼声，泪流满面。
八年。
我们付出了三千五百万军民伤亡的代价。我们的经济倒退了几十年。我们的家园被打得稀烂。但我们赢了。
我们没有亡国。我们没有灭种。我们在废墟上站了起来，挺直了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