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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五月，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作呕的铁锈味，那是鲜血混合着干燥的黄土在烈日下暴晒后散发出的气息。重庆的梅雨季节还未完全到来，但我的膝盖已经开始剧烈疼痛，仿佛感知到了千里之外中原大地上正在发生的剧烈震荡。
作为参谋次长，我此刻正站在悬崖的边缘。我面前的沙盘上，代表日军的蓝色箭头像一群贪婪的狼，已经死死咬住了洛阳的咽喉。而在遥远的西南，另一场决定命运的豪赌即将开始。
五月的第一周，洛阳城外的枪炮声甚至震碎了历史的尘埃。
五月三日，日军第十二军完成了对洛阳的战役合围。岗村宁次的胃口极大，他不仅要拿下洛阳，更要围歼汤恩伯集团的主力。然而汤恩伯的反应比我预想的还要糟糕，他的几十万大军在豫西的山地间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失去了统一的指挥。
我接通了洛阳守军指挥官武庭麟的电话。电话线埋得很深，但依然充满了杂音，像是从地狱深处传来的回响。武庭麟的声音沙哑而平静，完全不像是一个即将面对灭顶之灾的人。他告诉我，第十五军已经做好了殉国的准备。这是一支杂牌军，装备简陋，很多士兵手里拿的甚至是老式的汉阳造步枪，但他们现在是这座古都最后的守护者。
我握着话筒的手指关节泛白。我问他还需要什么。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只传来一声叹息。武庭麟说，次长，如果可能的话，给我的弟兄们空投一点大烟土吧，伤员太多，没有麻药，疼得受不了。
我的心像被钝刀子割了一样。我拒绝了他的请求，我告诉他，我会空投吗啡和弹药，哪怕拼光最后一架运输机。挂断电话后，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对着墙上的地图发呆。我知道，我正在把这支部队送上祭坛，为了争取时间，为了掩护主力撤退，他们必须死在洛阳。
五月五日，龙门失守。日军的坦克履带碾碎了伊水河畔的千年宁静，在那座巨大的卢舍那大佛面前，展开了现代化的屠杀。我们的士兵依托着石窟和佛龛，用集束手榴弹和燃烧瓶阻击日军。刘斐向我报告，龙门一线的河水都被染红了，尸体堵塞了河道。
我命令刘斐，记录下每一个参战部队的番号。如果他们全军覆没，这些番号将成为永恒的丰碑。
五月七日，也就是这一周的最后一天，我做出了一个推迟了整整半年的决定。
我把目光投向了滇西。在那里的怒江东岸，宋希濂的第二十集团军已经整装待发。这一天，我召见了美国盟军联络官。那个傲慢的准将此刻显得异常兴奋，因为他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命令。
我指着地图上那条蜿蜒如巨龙的怒江，冷冷地说，告诉卫立煌和宋希濂，Y部队可以行动了。目标，强渡怒江，向腾冲、龙陵方向攻击前进。配合驻印军，打通中印公路。
美国人欢呼雀跃，但我却笑不出来。因为我知道，这是在拆东墙补西墙。我是用中原战场的血肉磨坊，换取滇西战场的一线生机。这笔买卖，太过沉重。
五月的第二周，历史的车轮开始在两个战场同时碾压。
五月十一日夜，滇西，暴雨如注。怒江的水位暴涨，波涛汹涌。宋希濂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在夜色的掩护下，乘坐着橡皮艇和竹筏，开始了强渡。
我在重庆的指挥部里，听着窗外淅沥的雨声，脑海中浮现出无数年轻士兵在激流中挣扎的画面。这是一场从绝壁上发起的进攻。怒江西岸是日军经营了两年的坚固防线，也就是着名的松山要塞体系。日军第五十六师团虽然兵力不多，但凭借险要的地形和永久性工事，足以以一当十。
电报不断传来。渡江部队在惠通桥上游和下游多个点同时强渡成功，但随即遭到了日军猛烈的火力压制。伤亡数字在直线上升。我回复宋希濂，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在西岸建立稳固的桥头堡。这是国运之战，没有退路。
与此同时，洛阳的形势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五月十三日，日军开始攻城。重炮轰击着洛阳古老的城墙，每一发炮弹落下，都腾起漫天的烟尘。武庭麟把指挥部搬到了离前线不足五百米的地方。他在电报中说，日军使用了毒气和喷火坦克，我们的外围阵地已经全部丢失，现在的战斗是在城内的街道和废墟中进行的。
我看着地图上那个被蓝色箭头层层包裹的红点，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此时已经撤到了豫西深山，暂时脱离了危险，但他们也失去了回头解救洛阳的能力。
刘斐红着眼睛问我，次长，要不要让空军去轰炸一下日军的攻城部队。我摇了摇头。这个时候，敌我双方已经绞杀在一起，轰炸只会误伤自己人。我命令空军，把所有的炸弹都扔到日军的后勤补给线上，尤其是黄河铁桥和陇海铁路。
五月的第三周，奇迹与绝望并存。
五月十七日，一个令世界震惊的消息从缅北传来。
史迪威指挥的中美混合突击队，也就是着名的麦瑞尔劫掠者部队，在穿越了渺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后，突然出现在了日军的战略重镇密支那。他们奇袭了密支那机场，并在当天下午就控制了跑道。
这是一个神来之笔。密支那是日军在缅北防御体系的核心，一旦丢失，整个缅北的日军就面临被分割包围的危险。
当我收到这份捷报时，我正在吃一碗已经凉透的面条。我猛地站起来，碗筷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我大声喊道，好。这是我们反攻的转折点。
我立即下令，利用刚刚夺取的密支那机场，动用所有可用的运输机，把后方的生力军，包括重迫击炮和火焰喷射器，源源不断地运送过去。我要在密支那给日军第十八师团放血。
然而，就在我为密支那的胜利感到一丝欣慰时，洛阳的丧钟敲响了。
五月二十日，日军突入洛阳内城。巷战进入了白热化。我们的士兵在每一栋房子、每一堵墙后面与日军搏杀。武庭麟发来了他的绝笔电报。电文很短，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行字：职率残部，决死报国，来生再见。
我读着这份电报，泪水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我知道，在那座燃烧的城市里，成千上万的中国男儿正在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是被我留在那里的弃子，但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五月的第四周，五月二十二日至三十一日。这也是最黑暗的一周。
五月二十五日，洛阳陷落。
这座坚守了二十多天的孤城，最终没能抵挡住日军钢铁洪流的冲击。武庭麟将军率领残部突围，生死未卜。那一夜，重庆的灯火仿佛都黯淡了几分。
洛阳的失守，意味着日军打通了平汉路北段，整个中原的大门洞开。岗村宁次的战略意图第一步已经实现。但我知道，他不会停下来。
果然，五月二十七日，也就是洛阳陷落仅仅两天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在武汉下达了进攻命令。早已集结待命的日军主力，兵分三路，向湖南方向发动了排山倒海般的攻势。
第四次长沙会战，或者说长衡会战，爆发了。
这一次，日军的攻势比前三次都要猛烈。他们吸取了教训，不再孤军深入，而是采取了波浪式的推进战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薛岳在长沙给我打来电话，他的声音透着焦虑。他说，这次横山勇疯了，他不计伤亡地攻击，我们的伯陵防线虽然坚固，但在日军的重炮和飞机面前，正在一点点被剥离。
我站在地图前，看着那条从北向南迅速延伸的红色战线，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中原刚刚沦陷，湖南又起狼烟。这是日军的一号作战，他们要打通整条大陆交通线，把中国彻底切成两半。
五月三十日，这个月的倒数第二天。
我在参谋本部召开了一次紧急战略会议。会议的气氛压抑得让人想自杀。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正在面临抗战以来最危险的局面。
我在会上拍了桌子。我说，洛阳丢了，我们可以夺回来。中原丢了，我们还有西南。只要还有一个人，一杆枪，我们就不能认输。我命令薛岳，在长沙要打出第九战区的威风，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同时，我严令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立即进驻衡阳，抢修工事。
我说，如果长沙守不住，衡阳就是我们最后的底线。衡阳若失，大西南将无险可守。
五月三十一日，深夜。
我独自一人走在重庆潮湿的街道上。夜空中传来了防空警报的凄厉声响，那是日军的夜间轰炸机。探照灯的光柱在云层中乱晃，像是在寻找这该死的战争的尽头。
这个五月，我们失去了太多。洛阳的废墟下埋葬了我们的忠骨，怒江的波涛里漂浮着我们的英魂。而在遥远的湖南，新的风暴已经形成，那黑色的乌云正压向衡阳，压向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我抬起头，看着漆黑的夜空。我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这个夏天，将会比地狱还要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