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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日,缅甸战局急转直下。
日军第三十一师团奇迹般地穿越了被认为无法通行的崇山峻岭,突然出现在了科希马的外围。守卫那里的英军只有这一支小部队,面对如狼似虎的日军,他们显得惊慌失措。同一时间,日军第十五师团切断了英帕尔通往北方的公路。英帕尔被包围了。
在那几天里,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急电,要求我立即从云南出兵解围。那位美国准将甚至威胁说,如果中国军队再不行动,美国将重新考虑对华的租借法案援助物资分配。
这是一个恶毒的威胁。我们的每一滴汽油,每一发子弹,都依赖于那条飞越驼峰的航线。如果援助断绝,这场战争我们一天也打不下去。
我在深夜里独自徘徊。我的理智告诉我,如果不救英帕尔,驻印军就会完蛋,中印公路就会完蛋。但如果我救了英帕尔,把Y部队调走,一旦河南战事爆发,我拿什么去挡岗村宁次的几十万虎狼之师。
这是一种撕裂灵魂的抉择。
最终,我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我命令卫立煌的驻印军暂停向南的攻势,抽调新二十二师廖耀湘部向西机动,直接威胁日军第十八师团的侧翼,迫使牟田口廉也分兵。同时,我下令滇西的远征军先头部队,也就是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开始向怒江一线佯动,做出强渡的姿态,以此来迷惑日军,并给盟军一个交代。
我对盟军联络官说,这是我能做的极限。如果你们再逼我,我就辞职。
那美国人看着我布满血丝的眼睛,最终没有再说什么。
三月的最后一周,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中原大地上的第一声惊雷终于炸响了。
不过,这声惊雷不是来自日军的火炮,而是来自天空。
三月二十五日,我派遣的中美混合空军侦察机在飞越黄河铁桥时,发现日军正在大举渡河。这一次不是偷袭,而是明目张胆的强渡。无数的橡皮艇和机动舟桥铺满了河面,像一群黑色的蚂蚁在黄浊的河水中蠕动。
日军第十二军下辖的第三十七师团、第六十二师团、第一一〇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如同开闸的洪水一般涌向南岸。
真正的战斗开始了。
我在重庆的指挥所里,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隆隆炮声。那是汤恩伯的炮兵在进行最后的阻击。但我知道,这种阻击在日军绝对的空中优势和坦克集群面前,脆弱得像一张纸。
三月二十八日,中牟完全失守。日军坦克部队突破了泛滥区的淤泥地带,向郑州侧后方迂回。
三月二十九日,许昌方向告急。日军另一支部队从侧翼包抄,意图切断平汉线。
三月三十日,汤恩伯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哭腔。他说他的部队在撤退中遭到了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建制已经被打乱了。他说河南的民众在扒铁路,填战壕,阻挡他的部队转移。
我握着话筒,一字一句地对他说,汤恩伯,你听着。你的部队乱了,你自己不能乱。你手里还有第八十五军和第十三军的主力。你必须在登封和密县一线死死顶住。哪怕部队打光了,也要给我争取一个星期的时间。
为了什么争取时间。为了让第一战区、第五战区乃至第九战区的后续部队能够完成重新部署。为了让洛阳的防御工事能够再加固一寸。
三月三十一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窗外下起了雨。重庆的雨总是这样绵延不绝,带着一种洗刷不净的哀愁。
我收到了一份来自延安的通报。那是八路军总部发来的,内容很简单:日军华北方面军主力南下,华北空虚。我部将在这个月发起攻势,破袭日军后方交通线,以策应正面战场。
看着这份通报,我的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滋味。在这场民族存亡的决战中,所有的恩怨都必须暂时放下。
我走到地图前,拔掉了插在郑州外围的一面小旗。然后,我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洛阳周围画了一个重重的圆圈。
从明天起,这里将成为血肉磨坊。
一九四四年的三月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在缅甸勉强维持住了不崩盘的局面,但在中原,大坝已经出现了裂缝。洪水即将滔天而至,而我,必须站在洪水中,指挥着这艘破旧的大船,在惊涛骇浪中寻找那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