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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猛地站了起来，烟头掉在了地图上，烫出了一个小小的焦痕。
“什么？”
“是的。日军在夜间，用小船将物资送到我军前哨阵地附近，并高喊‘我们是来解救（一九四二）年灾民的’。他们甚至在传单上宣称，‘重庆政府不顾你们死活，皇军来给你们粮食’。”
我感到一阵眩晕。这是比十个师团的进攻更可怕的战术。这是攻心。一九四二年的豫中大饥荒，饿殍遍野，第一战区的部队不仅没有有效赈灾，反而横征暴敛，早已激起天怒人怨。现在，日本人居然在利用这一点。
“汤恩伯！误国之贼！”我一拳砸在桌子上。我立刻意识到，第一战区的军心，可能已经散了。日本人用几袋面粉，就可能瓦解我几十万大军的斗志。
“命令。”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嘶哑，“一、立即成立中央军纪督察团，由你刘斐亲自带队，即刻飞赴洛阳。你有全权，临阵督战，凡临阵脱逃、劫掠百姓者，无论军衔高低，就地枪决。”
“二、立刻从后方调拨我们最后的战略储备粮食，共计二十万担，火速运往豫中，就地开仓放粮。告诉汤恩伯，宁可士兵少吃一口，也要先赈济百姓。军民一心，方可御敌。”
“二十万担……”刘斐倒吸一口冷气，“次长，这是我们全军半个月的储备……”
“执行！”我怒吼道，“如果中原丢了，我们守着这些粮食在重庆喂老鼠吗？”
刘斐领命而去。我独自留在办公室，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我指挥着千军万马，却似乎无法控制一个贪婪的战区司令；我能预判敌人的战略，却无法弥补我们自己犯下的错误。
就在我为中原焦头烂额时，缅甸的日本人也开始了他们的行动。一月二十日，我收到了来自印度的紧急情报。
日军在缅甸的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正在向印缅边境的钦敦江（Chindwin River）大规模集结。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即将发动一场旨在攻占印度英帕尔（Imphal）和科希马（Kohima）的大规模攻势，代号“乌号作战”（U-Go）。
这个牟田口廉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居然想越过那片被丘吉尔称为“绿色地狱”的崇山峻岭，进攻英军在印度的主要基地。
“他这是在自杀。”我对着地图分析。
“次长，”作战参谋分析道，“虽然看似疯狂，但如果让他得手，英军在印度的防线将全线崩溃。更重要的是，这会彻底切断我们X部队的后路。卫立煌将军的部队将成为一支孤军。”
我明白了。畑俊六的算盘打得太精了。他在中原策划“一号作战”（Ichi-Go，即打通大陆交通线），在缅甸策动“乌号作战”。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他在赌，赌我无法同时应对两个方向的决战。如果我增援缅甸，他就趁虚而入，占领中原；如果我死守中原，他就让牟田口吃掉我的驻印军，彻底封死中国的对外通道。
这是一个阳谋。我必须做出选择。
一月的最后一周，重庆的雾气似乎更浓了。我做出了整个一月份最艰难的几个决定。
一月二十五日。我再次拒绝了美国人要求Y部队渡江的请求。我告诉他们，除非日军在缅甸的“乌号作战”被证明是虚晃一枪，否则Y部队必须作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应对国内和缅甸的突发状况。为此，我几乎与盟军联络官拍了桌子。
一月二十七日。我命令卫立煌的X部队，在占领孟关后，立刻转入防御。在日军“乌号作战”意图彻底明朗前，停止向密支那（Myitkyina）的纵深突击。我不能让我的精锐之师陷入日本人精心设计的包围圈。卫立煌对此表示理解，但他手下的孙立人和廖耀湘（均为师长）却在电报中表达了不满，认为这是错失战机。我只能压下他们的意见。
一月二十九日。刘斐从洛阳发回密电，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汤恩伯的部队军心涣散，对日军的政治攻势几乎毫无抵抗力。刘斐已经当着汤恩伯的面，枪决了三个营级军官，才勉强稳住局势。他报告，日军在郑州正面的集结已经接近完成，估计兵力在十五万以上，配有重型坦克和航空兵。
一月三十日。第九战区司令薛岳急电。日军第11军在长沙正面的活动也达到高潮。武汉的日军航空兵力，史无前例地增加到了近三百架。薛岳判断，日军对长沙的第四次进攻，规模将远超前三次。
一月三十一日，深夜。这是本月的最后一天。我站在沙盘前，一夜未睡。我的左手是缅北的丛林，右手是中原的平原。两边都是熊熊烈火，而我的水，只有一桶。
我必须承认，畑俊六的“一号作战”部署，抓住了我最致命的弱点。我们的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分散，而日军则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准备实施中央突破。
我闭上眼睛，脑海中疯狂推演着。如果我是畑俊六，我会先打哪里？
是汤恩伯驻守的豫中。
第一战区的部队军纪最差，民心最失，地理上也最平坦，适合日军机械化部队展开。只要突破郑州和洛阳，日军就能迅速南下，与武汉的第11军会师。
“来人。”我睁开眼，眼中已满是血丝。
一名参谋冲了进来。
“以参谋本部最高指令，”我的声音沙哑而坚定，“一、调集我们手中所有的空中力量，包括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我通过联络官协调）的全部轰炸机，从即日起，对郑州黄河铁桥实施饱和轰炸。我不惜一切代价，要迟滞日军第12军的南下速度。”
“二、急电薛岳，告诉他，横山勇在长沙正面的一切行动，都可能是佯攻。真正的威胁来自北方。令其抽调一个军的兵力，立刻北上，隐蔽运动至平汉线南段，准备支援第一战区。”
“三、电告汤恩伯，日军主攻方向必在郑州。令其放弃外围阵地，收缩兵力，以洛阳、许昌、南阳为三角支撑点，节节抵抗，消耗敌人。告诉他，援军……已经在路上。”
参谋飞快地记录着，但他抬起头，迟疑地问：“次长，我们真的要放弃郑州外围吗？那可是中原门户……”
我没有回答他。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刺骨的寒风灌了进来。雾气中，重庆的灯火如同鬼火般闪烁。
就在这时，桌上的红色电话机突然发疯般地响了起来。这是连接洛阳第一战区前敌指挥所的专线。
我抓起电话，听筒里传来刘斐因为电流干扰而断断续续，却又急迫万分的声音：
“次长！……日军……日军第37师团……今晚……强渡黄河……中牟……中牟阵地……失联了！”
我握着冰冷的话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九四四年一月的最后一天，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比我预想的，还要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