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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的压力，将会成倍增加。
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一场真正的，九死一生的血战。
一九四二年，二月，第三周
新加坡的陷落，像一块巨石，投入了本已波涛汹涌的东南亚战局，激起了更大的、近乎于毁灭性的浪潮。盟军的士气，跌落到了谷底。重庆的街头，虽然报纸上依旧在宣传着长沙大捷的辉煌，但空气中，已经开始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慌和不安。人们开始意识到，美国人的参战，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带来立竿见影的胜利。相反，战争的烈火，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我们逼近。
“韩，我们没有时间了。”史迪威在作战室里，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狮子，焦躁地来回踱步。新加坡的耻辱性失败，似乎彻底引爆了他对英国人的鄙视和不耐烦。“日本人，很快就会把他们的主力，全部压到缅甸来。我们必须，立刻，主动出击！否则，我们就只能等着，被他们一个个地，全部吃掉！”
他再一次，将他那个激进的反攻计划，拍在了我的面前。
我看着地图上，那个指向日军侧翼的红色箭头，心中充满了挣扎。理智告诉我，史迪威的计划，风险太大，近乎于一场赌博。我们的远征军，是我们最后的战略预备队，一旦在缅甸，有个三长两短，那么，整个中国的西南大后方，都将门户洞开。
但是，情感上，我却无法拒绝。戴安澜的第200师，还在锡唐河畔，苦苦支撑。他们已经连续战斗了半个多月，伤亡，已近三成。我每天看着他们发回的伤亡报告，心如刀割。如果能用一次主动出击，来缓解他们的压力，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也愿意去尝试。
“健生兄，你的意见呢？”我将这个难题，抛给了白崇禧。
白崇禧沉吟了许久，缓缓说道：“韩老弟，史迪威将军的计划，虽然冒险，但也不是全无道理。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整个缅甸的局势，已经坏到了极点。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搏。或许，还能杀出一条血路。”
他的话，最终动摇了我的决心。
“好！”我猛地一拍桌子，下定了决心，“就按史迪威将军的计划办！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的目光，转向史迪威，变得异常严肃：“将军，此次反击，必须由杜聿明将军，全权统一指挥！你的司令部，可以进行战略协调，但具体的战役部署和临场决断，任何人，包括你本人在内，都不得干涉！否则，我宁可现在就下令，让远征军，全线撤回国内！”
这是我能做出的，最大的让步，也是我必须坚守的，最后的底线。
史迪威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半分钟，他那双蓝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最终，他点了点头：“可以。我只要胜利。至于由谁来指挥，我不在乎。”
二月十八日，一份由我和史迪威联合签署的、代号为“食人鱼”的主动反击计划，以最高密级的形式，发往了缅甸前线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部。
计划的核心是：以戴安澜的第200师，继续在锡唐河一线，正面牵制日军第55师团。而杜聿明，则亲率第五军主力（廖耀湘的新22师和余韶的第96师），以及刚刚赶到的第六军（甘丽初的第49师和暂55师），从同古地区，秘密南下，迂回到正在猛攻锡唐河的日军侧后方，像一条凶猛的食人鱼，狠狠地咬上去，将其拦腰斩断！
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它将我们几乎所有的机动兵力，都投入到了一场孤注一掷的进攻之中。胜，则全盘皆活。败，则万劫不复。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指挥部，都进入了一种近乎于疯狂的运转状态。一道道命令，从重庆发出，调动着部队，输送着物资，协调着空中支援（虽然我们只有少得可怜的几架P-40战斗机）。
然而，就在我们的“食人鱼”，即将露出它锋利的牙齿之时，那个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却又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悲剧，发生了。
二月二十二日，深夜。
驻守在锡唐河大桥西岸的英军指挥官，斯迈思准将，在接到“日军已经渗透到大桥附近”的错误情报后，惊慌失措之下，竟然没有通知任何友军，便擅自下令，引爆了预设的炸药。
“轰隆——”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划破了缅甸的夜空。那座连接着生与死的钢铁大桥，在火光中，被炸成了两段，缓缓地，沉入了冰冷的河水之中。
那一刻，正在桥上和桥东，与日军激烈交战的英印军第17师的两个旅，以及戴安澜第200师的一个加强团，总计近万名盟军官兵，被他们自己的指挥官，亲手，推入了绝境。
一九四二年，二月，第四周及月末
“斯迈思，我xxx的祖宗！”
当锡唐河大桥被炸的消息，传回重庆时，一向以儒雅着称的白崇禧，也忍不住，爆出了一句最粗俗的脏话。史迪威，则气得脸色发白，浑身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反复地，用英语，念叨着一个词：“屠杀……这是屠杀……”
而我，则感觉到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完了。
一切，都完了。
锡唐河大桥的被毁，不仅仅是葬送了近万名盟军将士，更重要的是，它彻底打乱了我们所有的作战部署。我们那酝酿已久的“食人鱼”反击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胎死腹中。
因为，我们失去了最重要的，渡河工具。
“命令！第200师，立刻放弃阵地，寻找渡口，强渡锡唐河！能过来多少，算多少！”
“命令！第五军、第六军，立刻停止南下！全线转入防御！准备迎接，日军的全面进攻！”
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下达了补救的命令。但我知道，这一切，都只是亡羊补牢。
接下来的几天，锡唐河东岸，上演了人间地狱。被隔绝的盟军部队，在日军的追杀下，要么投降，要么被歼灭。无数的官兵，在试图用木筏、竹排渡河时，被日军的飞机和炮火，打成碎片。冰冷的河水，被鲜血染红。
戴安澜，这位铁血儒将，在接到我的命令后，悲愤交加。他亲自率领着断后的部队，与数倍于己的日军，展开了惨烈的肉搏战，为师主力，争取到了宝贵的渡河时间。最终，他身负重伤，在部下的拼死掩护下，才靠着一只小木筏，侥幸渡过了锡唐河。
而他那个奉命坚守东岸的加强团，两千多名官兵，几乎，全军覆没。
锡唐河之战，以一种最悲惨的方式，宣告了盟军在缅甸南部的彻底失败。
日军，在付出了轻微的代价后，成功地，将萨尔温江，变成了他们与我们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
二月的最后一天，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出现在了仰光的北郊。这座缅甸最大的城市和港口，已经变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英国人，早已将他们的指挥部、物资、和家眷，向北，撤往了仁安羌。
他们，再一次，把烂摊子，丢给了我们。
入夜，我独自一人，站在巨大的地图前。地图上，代表着日军的红色箭头，已经越过了锡唐河，像一把尖刀，直插仰光。而我们远征军那几支孤零零的蓝色箭头，则被远远地，甩在了缅甸的中部和东部。
整个战局，已经糜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史迪威，走了进来。这个一向强硬的美国老头，此刻，显得异常疲惫和苍老。
“韩，”他走到我身边，声音沙哑，“仰光，守不住了。我们，必须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是啊。”我点了点头，却没有回头。我的目光，依旧死死地，盯着地图。“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的脑海里，闪过了历史上，那场惨绝人寰的大撤退。闪过了野人山里，那数万名，因为饥饿、疾病和绝望，而死去的，中国军人的白骨。
不。
我绝不能让那一幕，重演。
我的手指，顺着伊洛瓦底江，一路向北，最终，停留在了缅甸中部，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上。
它的名字，叫仁安羌。
我知道，在那里，还有一支七千人的英国部队，即将被日军包围。而解救他们的，将是我们中国军队，在整个缅甸战场上，打出的，最辉煌、最荡气回肠的一战。
我的眼中，重新燃起了一丝火光。
“将军，”我转过身，看着史迪威，一字一句地说道，“仰光，可以丢。但是，远征军的军心，不能散！英国人，可以跑。但是，我们中国人，不能跑！”
“下一仗，我们去仁安羌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