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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重庆，已然入伏。整座城市，被一种无形的热浪所统治，连嘉陵江吹来的风，都带着一股灼人的气息。柏油路在正午的烈日下，被晒得微微发软，散发着刺鼻的气味。街上的行人，步履匆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被这酷暑折磨出的焦躁。然而，与笼罩在统帅部上空的那股更加炽热、更加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相比，这天气上的炎热，便显得微不足道了。
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整个世界的神经，都绷紧到了极致。而我，则像是站在一个巨大风暴的风眼之中，清晰地感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气流变化。我的办公室，已经变成了一个永不停歇的信息处理中心。巨大的亚洲地图上，代表日军动向的红色箭头，越来越多地指向了南方，那每一个箭头的每一次移动，都牵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
“北进”或“南进”，这道决定日本国运的选择题，已经到了必须交出答卷的时刻。而我，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清楚答案。我只是在等待，等待那只靴子，轰然落地。
七月的第一周，落子南疆。
七月三日，一个闷热的清晨。戴笠亲自送来了一份加急密电，他的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凝重。密电的内容，来自我们潜伏在东京最高层代号为“千代田”的情报源。
“总长，您过目。”他将薄薄的电文纸递给我，上面只有寥寥数行字，却仿佛有千钧之重。
电文是对昨日，也就是七月二日，日本御前会议最终决议的全文破译。那份名为《适应形势变化的帝国国策纲要》的文件，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赌徒般的疯狂与贪婪。文件明确规定：“帝国为完成大东亚共荣圈，将不惜与英美一战。”而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则是：“为促进南方作战，将先行对法属印度支那进行军事进驻。”
靴子，终于落地了。
“南进……”我看着电文，喃喃自语。尽管这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但当白纸黑字的证据摆在面前时，那种历史车轮滚滚而来、无法阻挡的压迫感，还是让我感到一阵心悸。
“是的，南进。”戴笠的声音压得很低，“‘千代田’在附注中特别提到，陆军那帮人，虽然还在叫嚣着要‘北进’，策应德国。但海军的那帮赌徒，最终说服了所有人。他们认为，夺取南方的石油和橡胶，是帝国生死存亡的关键。为此，他们愿意赌上联合舰队的一切。”
“他们不是在赌，他们是在用整个日本的国运，去撞开一扇通往地狱的大门。”我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目光死死地盯住了法属印度支那的位置，“一旦让他们进驻了越南南部，他们的陆基航空兵，就能直接覆盖整个泰国湾，兵锋直指马来半岛。更重要的是，”我拿起红蓝铅笔，在地图上，从越南南部，画了一条长长的红线，直指缅甸的仰光，“我们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将彻底暴露在他们的轰炸半径之内！”
戴笠的脸色，也变得异常难看。他虽然负责情报，但对于这种纯粹的军事地理分析，并不如我敏感。经我这一点拨，他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总长，您的意思是……”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立刻、马上，将我们的国防重心，全面转向西南！我们没有时间了！”我猛地转身，看着他，“雨农兄，我需要你做两件事。第一，启动你所有的情报网络，我要知道日军南下部队的每一个番号、每一艘运输船的动向，精确到小时！第二，我要你派人，去和英国驻缅甸的情报机构接触。告诉他们，狼来了。如果他们还抱着那套殖民者的傲慢，不与我们合作，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整个东南亚防线的总崩溃！”
“明白！”戴le笠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英国人那边，我亲自去谈。至于日军的动向，‘观察哨’计划已经全面启动，我们在西贡和河内的人，会二十四小时盯着他们的港口。”
送走戴笠，我立刻叫来了刘斐。
“辞修兄，不能再等了。”我将那份御前会议的决议，递给了他，“这是日本人的宣战书。虽然不是对我们，但性质是一样的。我命令，作战厅即刻起草‘西南边境特级战备预案’。命令第五军、第六军，以拉练演习的名义，在一个星期之内，完成向滇西保山、楚雄一带的集结。命令空军司令部，将我们手中最精锐的两个大队的P-40战斗机，秘密转场至昆明巫家坝机场。所有的行动，都必须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刘斐看完电文，也是倒吸一口凉气。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在最高层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之前，我这样大规模地调动中央军的精锐主力，要承担多大的政治风险。这几乎等同于一次先斩后奏的豪赌。
“总长……这……”他有些犹豫。
“没有时间犹豫了！”我打断了他，“辞修兄，你我都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在战争爆发前，就做好一切准备，而不是等到炮弹落到自己头上，才开始寻找掩体！出了任何问题，我韩夏一力承担！你，只管执行命令！”
我的话，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刘斐看着我，最终，他猛地一咬牙，立正敬礼：“是！职下遵命！”
那一周，整个统帅部，都在一种外松内紧的诡异气氛中度过。表面上，一切照旧。但实际上，一道道绝密的指令，已经从我的办公室发出，飞向了西南边陲。无数的军列，在深夜，悄无声息地驶出驻地，载着成千上万的士兵和装备，向着那片红土高原，疾驰而去。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已经开始。
七月的第二周，丛林虎啸。
酷热的滇西丛林，此刻正考验着“利刃计划”的第一批官兵。孙立人发来的第二份月报，详细得像一本战地日记。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这位维吉尼亚军校高材生，那近乎偏执的严谨和铁血。
“……本月，新一师共发生非战斗减员一百二十七人。其中，七十二人死于痢疾、疟疾等热带疾病，三十一人在野外生存训练中失踪或死亡，二十四人因无法承受训练强度，被淘汰出队……”
看着这些冰冷的数字，我的心，也忍不住抽动了一下。我知道，这支全美械的王牌之师，在它真正走上战场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血的洗礼。
“……美援装备的磨合，是当前最大的难题。M3A1坦克，在丛林地带的通过性，远不如预期。75毫米山炮，比我们现役的博福斯山炮，更加笨重，机动性差。士兵们普遍反映，美式军靴，不如我们传统的草鞋，更适合在泥泞的沼泽地里行军……”
报告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都是我在后方的办公室里，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这也让我更加坚信，将孙立人这样一位懂得西学、又熟悉中国国情的将才，放在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位置上，是何等正确的决定。
报告的最后，孙立人提出了一系列极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比如，他请求我，向美方顾问团施压，要求他们提供坦克的改装配件，加宽履带，以增强其在丛林中的通过性。他还大胆地，将炮兵营的编制打散，以排为单位，配属给步兵营，用以增强基层部队的独立作战火力。至于军靴的问题，他的解决方法，更是简单粗暴——所有士兵，在进行丛林越野训练时，一律换穿草鞋。
“告诉孙将军，”我立刻口述回电，让钱卓伦记录，“他的所有请求，我全部批准。需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我只要他记住一点，我不要一支只会在阅兵场上走路的仪仗队，我要的是一支能在这片该死的丛林里，把日本人的屎都打出来的虎狼之师！”
在处理新一师事务的同时，“研修班”的军官选拔，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我亲自设计的“红蓝对抗”战术推演，正在一间巨大的沙盘室里，日夜不停地进行。
我将一百八十二名军官，分成了红蓝两方，以中条山战役为背景，让他们重新进行一次兵棋推演。红方，扮演日军指挥官，拥有兵力和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而蓝方，则扮演被分割包围的中国军队。
推演的结果，惨不忍睹。
在最初的几天里，扮演蓝方的指挥官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重蹈了历史上中条山惨败的覆辙。他们固守阵地，消极防御，最终被“红方”用穿插、分割的战术，逐一击破。沙盘上，代表蓝方的旗帜，一面面倒下。
每一次推演结束，我都会亲自进行复盘。我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他们在指挥上的每一个错误。
“是谁让你把预备队，放在这么靠前的位置的？等着被敌人一锅端吗？”
“你的两个团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防御间隙？你是想请日本人，来你的阵地里喝茶吗？”
“通讯中断了，就不知道主动派人去联络友军吗？各自为战，最后的结果，就是被敌人各个击破！”
我的批评，严厉得近乎刻薄。许多在原部队里，都是说一不二的实权军官，被我骂得狗血淋头，面红耳赤。但我不在乎。如果几句骂声，能够让他们在未来的战场上，少犯一次致命的错误，多救几条士兵的性命，那么我的这些“刻薄”，就是值得的。
渐渐地，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那些真正有头脑、有悟性的军官，开始在这场残酷的“头脑风暴”中，脱颖而出。
七月十五日，在第五次推演中，一名来自川军部队的上校，杜聿明，作为蓝方总指挥，第一次，打出了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战局。
在意识到自己被分割包rayed之后，他没有像之前的指挥官那样，试图全线突围，而是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放弃所有外围阵地，将所有残余部队，收缩成一个拳头，集中兵力，不计伤亡，只攻击日军包围圈上，最薄弱的一个点。
他的战术，被我称之为“断指求生”。
沙盘上，蓝方的旗帜，虽然仍在不断倒下，但他们却像一把烧红的尖刀，硬生生地，在红方的包围圈上，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最终，虽然付出了近七成的伤亡，但他成功地，将最后的核心部队，带出了包围圈。
“漂亮！”在复盘会上，我第一次，给出了我的赞扬，“杜上校，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会这么打？”
杜聿明站起身，他的身材并不高大，但眼神，却异常明亮。
“报告总长。学生认为，陷入绝境，最忌讳的，便是分兵。与其被敌人钝刀子割肉，慢慢耗死，不如集中所有力量，哪怕是同归于尽，也要在敌人的身上，咬下一块肉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只要我们能有一个团、甚至一个营的建制冲出去，那我们，就不算全输！”
他的话，掷地有-声。我看着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好。从今天起，你，就是‘研修班’的总队长。我授权你，从所有学员中，挑选出你认为最优秀的人，组成新一师的第一批骨干。一个月后，你们将集体飞赴昆明，去见你们的新师长。”
“是！”杜聿明的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神色。
七月的第三周，摊牌。
国际局势，如同被点燃了引信的火药桶，正朝着爆炸的边缘，一路狂奔。
